“庚子，你真想好了？那五百块，是咱家全部的底了。”

我娘的声音，像那口用了几十年的铁锅，带着锈，也带着烟火气。

我没回头，眼睛盯着院子里那棵半死不活的石榴树，闷闷地“嗯”了一声。

那年是1985年，我二十八了。在我们这桂南靠边境的村里，二十八岁还没成家，脊梁骨是会被人戳穿的。

我不是不想娶，是娶不起。我爹常年躺在床上，药罐子就没断过。我下面还有个妹妹，刚读初中。我一个木匠，一天到晚跟刨花木屑打交道，挣的钱，填了东墙补不了西墙。

村里的姑娘，眼光高，谁愿意嫁到我们家这漏雨的泥瓦房里来？

所以，当二叔托人从镇上带话，说有门路，能从那边“领”一个过来，要五百块钱的时候，我娘和我几乎没怎么商量，就把炕席底下那个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铁盒子拿了出来。

那五百块，是家里准备给我爹办后事的钱。

我爹知道了，躺在床上，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半天，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说：“也好，家里总得有个人。”

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像是在拿我爹的命，换一个媳妇。可转念一想，人来了，家里多双筷子，也多个劳力，能照顾我爹，我好安心出去多做点活。

这笔账，怎么算，好像都划得来。

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想法，简单，直接，像我手里刨出来的木头纹路一样清晰。

我以为，我花五百块，买的是一个能洗衣做饭、传宗接代的女人，一个能让我家看起来像个完整家庭的零件。

这个想法，在我见到她的那一刻，开始动摇。

带她来的是一个叫彪叔的男人，黑瘦，精明，常年在边境线上跑。他把一个瘦小的身影从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推下来，像卸一袋米。

“喏，人给你带来了。水灵着呢。”彪叔拍了拍我肩膀，笑得露出一口黄牙。

我看着她。

她比我想象的还要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上衣，裤腿上沾满了泥点。头发有些枯黄，用一根黑绳随意地绑在脑后。她一直低着头，我只能看到她瘦削的下巴和紧紧抿着的嘴唇。

我娘端了一碗水出来，递给她。她怯生生地抬头看了一眼，那一眼，像受惊的小鹿。她的眼睛很大，很黑，但里面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像我们村口那口枯井。

她接过碗，小口小口地喝着，手腕细得好像一用力就能折断。

我心里那点因为“买媳妇”而生出的得意，一下子就散了。这哪是水灵，这分明是一棵被旱得快要枯死的禾苗。

彪叔拿了钱，点了好几遍，心满意足地走了。

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她。

空气安静得能听到我爹在屋里压抑的咳嗽声。

我娘拉着她的手，比划着，想让她进屋。她像是没看懂，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指了指屋子，又指了指她。

她这才抬起脚，小步地跟着我娘进了那间我特意收拾出来的、准备当婚房的屋子。

屋子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掉漆的桌子，墙上贴着一张我从旧画报上剪下来的大红“囍”字，是这屋里唯一的亮色。

晚上，我娘煮了白米饭，还炒了一盘鸡蛋，那是家里仅有的招待。

她坐在桌边，还是低着头，我们给她夹菜，她就小口地吃，不说话，也不看人。

我妹妹放学回来，好奇地盯着她看，她感觉到了，头埋得更低了。

那一晚，我睡在堂屋的躺椅上，翻来覆去。屋里，是我名义上的妻子。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她好像不存在一样。

我心里很乱。我花光了家底，换来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头人。我不知道这是赚了还是赔了。

第二天，按照村里的规矩，就算是我们成亲了。没有鞭炮，没有酒席，就是我娘给她梳了梳头，换上了一件我妹妹的旧红衣裳。

她穿着那件对她来说有些宽大的红衣服，站在那里，更显得单薄。

晚上，我娘把我推进了屋。

“庚子，好好待人家。她也是个可怜人。”我娘在门外小声说。

我点点头，把门闩插上。

屋里只点了一盏昏暗的煤油灯，豆大的火苗跳动着，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又长又怪。

她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准备接受审判的犯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屋子里的空气又闷又重，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倒了杯水，递给她。

她接过去，手指冰凉。

我坐在桌子旁的板凳上，我们俩就这么隔着几步远的距离，沉默着。

时间一点点过去，煤油灯里的油快要烧干了，火苗开始“滋滋”作响。

我站起身，走到床边。

她浑身一颤，肩膀缩了起来，但没有躲。

我心里叹了口气，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是个男人，这是我的妻子。我伸出手，想碰碰她的肩膀，让她别那么紧张。

就在我的手快要碰到她的时候，她突然动了。

她的动作很快，快得让我没反应过来。她把头转向一边，像是要呕吐一样，然后用手飞快地从嘴里掏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那东西被她用舌头顶在上颚，藏了很久，外面裹着一层油纸，已经被口水浸得发软。

她把那个小小的、湿漉漉的纸团，摊开在手心，然后举到我面前，递给了我。

她的眼睛，在那一刻，终于不再是空洞的了。里面有光，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光，混杂着恳求、决绝，还有一丝丝的希望。

我愣住了，完全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我接过那个小纸团，入手温热，还带着她口腔里的气味。

我小心翼翼地展开。

油纸里面，是一张更小的、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纸很薄，像是某种烟盒纸的内衬。

上面写着一行字。

不是汉字。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弯弯曲曲的文字。

我抬头看她。

她也正看着我，嘴唇微微颤抖，眼睛里那种复杂的光芒更盛了。她指了指那张纸条，又指了指自己的心口，然后双手合十，对着我做了一个拜托的动作。

那一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意识到，我花五 hundred yuan 买来的，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我买来了一个巨大的、我完全无法理解的秘密。

这个秘密，就躺在我粗糙的手心里，轻飘飘的，却又重如千斤。

我把纸条重新叠好，揣进贴身的口袋里。

她看着我的动作，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放松。

那一晚，我让她睡在床上，我自己在地上打了地铺。

我一夜没合眼，脑子里全是那张纸条和她那个眼神。

第二天，我照常去镇上给王老板家打家具。但我心里装着事，一上午就弄坏了两块好木料。

王老板看我心不在焉，问我怎么了。我搪塞说没睡好。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去哪儿才能找到人看懂那张纸条上的字。

我们这里是边境，但自从几年前那场仗打完，跟对面的来往就少了。镇上的人，大多也只懂我们这边的土话和一点普通话。

我突然想起一个人。

镇上的卫生院里，有个姓黄的老中医。听说他年轻时在越南那边做过生意，懂那边的话。

我心里有了主意。

下午收工，我没直接回家，绕到了卫生院。

黄医生正在给人抓药，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弥漫在空气里。

我等到他忙完，才凑上去，把那张纸条递给他。

“黄医生，麻烦您给看看，这上面写的啥？”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随意。

黄医生扶了扶老花镜，接过纸条，凑到灯下。

他只看了一眼，眉头就皱了起来。

他抬头看了看我，眼神变得有些锐利：“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心里一紧，含糊道：“一个远房亲戚给的。”

黄医生没再追问，他指着纸条上的字，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他的声音很低，像怕被别人听见。

“寻找，李文。士兵。最后的消息，在凭祥一带。”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马蜂蜇了。

士兵？凭祥？

这几个词连在一起，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所有的困惑。

我花五百块买来的媳妇，她不是来嫁人的。

她是来找人的。找一个可能在几年前那场战争中失踪的越南士兵。

我拿着那张纸条，走出卫生院的时候，腿都是软的。

晚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我却觉得手心里的纸条烫得吓人。

我该怎么办？

把她送回去？我的五百块钱就打了水漂，我爹的救命钱没了，我还是村里人眼里的光棍。

把她留下？留下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女人，一个随时可能跑掉的女人？更何况，她要找的，还是一个“那边”的士兵。这要是让村里人知道了，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

我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

回到家，她已经做好了饭。一锅稀饭，一碟咸菜。我娘坐在灶台边烧火，看着她的眼神，竟然有了一丝暖意。

“庚子，你回来了。阿梅……我给她取了个名字，她做的饭。”我娘笑着说。

她，阿梅。

她听到我娘叫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去。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女人，为了找她的亲人，把自己当成货物一样卖掉，一个人跑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的心里，该是藏了多大的苦，多大的勇气？

那一刻，我对她的那点怨气，突然就消散了。

我把那张纸条还给了她。

她接过纸条，看到我并没有愤怒或者厌恶的表情，眼神里充满了意外。

我指了指纸条，然后指了指北边，凭祥的方向。我用手指比划了一个走路的姿势，又指了指她，再指了指我。

我的意思是，我带你去找。

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是因为她眼里的那种绝望和希望交织的光，也可能是我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们都是被生活逼到墙角，不得不拼命挣扎的人。

她看懂了我的意思。

她愣住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然后，那双一直空洞或者充满警惕的眼睛里，慢慢地，慢慢地，蓄满了水汽。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砸在满是油污的桌面上。

她站起来，第一次，主动地，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有了一种奇怪的默契。

白天，她在家照顾我爹，帮我娘做家务，学着喂猪、种菜。她学得很快，手脚也麻利，村里的大婶们开始夸我娘有福气，找了个好儿媳。

我娘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她不知道阿梅心里的秘密，只当她是真的认命，要在这里好好过日子了。

我心里藏着这个秘密，像揣着一团火，既温暖，又煎熬。

我开始为我们的“寻找”做准备。

去凭祥，要路费，要时间。我得攒钱。

我接了更多的木匠活，没日没夜地干。白天在镇上做，晚上回家还在院子里点着煤油灯继续。我的手上磨出了更多的茧子，人也瘦了一圈。

阿梅都看在眼里。

她不说话，但她会把饭菜给我温在锅里，等我收工。会把我的脏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会在我熬夜干活的时候，给我端来一碗热水。

我们之间的话很少，有时候一天也说不上一句。但我觉得，我们比村里任何一对夫妻，都更了解对方。

我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

两个月后，我攒了三十块钱。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跟我娘说，镇上王老板介绍了一个凭祥的活，工钱高，要去一阵子。我娘信了，还嘱咐我注意安全。

我让阿梅换上了一身朴素的衣服，看起来就像跟我一起出门打工的普通夫妻。

临走前，我爹把我叫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五块钱，塞到我手里。

“出门在外，别亏了自己，也别亏了人家姑娘。”他哑着嗓子说。

我捏着那五块钱，眼眶发热。

我们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车上挤满了人，混杂着汗味和家禽的味道。

阿梅紧紧地挨着我坐着，手抓着我的衣角，像个怕被丢掉的孩子。

这是她第一次离我们村子那么远。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山峦，眼神里充满了陌生和不安。

到了县城，我们又转车去凭祥。

凭祥是边境重镇，气氛明显不一样。街上能看到穿着制服的边防战士，人们说话的口音也更复杂。

我们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一个晚上，一块五。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

晚上，我们俩躺在床上，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我能听到她紧张的呼吸声。

“别怕。”我轻声说。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么温和的语气跟她说话。

她好像听懂了，身体放松了一些。

第二天，我们开始了大海捞针一样的寻找。

我们不知道李文是哪个部队的，也不知道他具体是在哪里失踪的。我们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地点。

我们去了当地的民政部门，想打听消息。

工作人员一听我们要找一个越南士兵，脸立刻就沉了下来，把我们当成特务一样盘问了半天，最后不耐烦地把我们赶了出来。

我们不敢再找官方机构。

我们只能在街头巷尾，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

我编了一个理由，说我有个远房表哥叫李文，当年在这边当兵，后来失去了联系，想找找看。

我们问那些摆摊的大爷，问那些看起来上了年纪的本地人。

大多数人一听，都摇摇头，说不知道。

有的人，眼神会变得很警惕，上下打量我们。

那几天，我们把凭祥的几条主要街道都走了个遍，鞋底都快磨平了。

我带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

阿梅一天比一天沉默，眼里的光，也一天比一天黯淡。

我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脸，心里不是滋味。我开始怀疑，我带她来这里，到底是对是错。

也许，我应该让她就待在村里，忘了过去，安安分分地当我的妻子。

可是，每当看到她拿出那张已经快被摩挲烂了的纸条，用手指一遍遍描摹着上面的字迹时，我就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

我不能那么自私。

一个星期后，我们身上的钱所剩无几。

那天晚上，我们只买了一个馒头，分着吃了。

躺在小旅馆的床上，我问她：“还要继续找吗？”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叹了口气，说：“好，明天我们去郊外的村子问问。打仗的时候，那边离得最近。”

第二天，我们徒步走了十几里路，到了一个叫“友谊关”附近的村子。

村子很破败，很多房子墙上还有当年留下的弹孔。

我们找了个村口的老人，我又重复了一遍我那个关于“远房表告”的说辞。

老人听完，眯着眼睛想了很久。

“姓李的兵……好像有点印象。”老人说，“那年打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村里住了不少部队。后来，也抓了不少俘虏。”

俘虏。

这个词，像一根针，扎进我和阿梅的心里。

“大爷，那……那些俘虏后来去哪儿了？”我小心翼翼地问。

“一部分送走了，一部分……就在附近的农场里干活。后来，听说病死了不少。”老人指了指不远处的一片山坡，“那边，以前就是个临时的劳改农场。”

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看了阿梅一眼，她的脸已经白得像纸。

我们谢过老人，往那片山坡走去。

山坡上长满了荒草，风一吹，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们找到了那个所谓的“农场”旧址，只剩下几排破败的营房。

一个在附近放牛的汉子告诉我们，这里早就废弃了。当年死在里面的俘虏，就埋在后面的山坳里，连个碑都没有。

阿梅听到这里，腿一软，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她。

她的身体在发抖，抖得厉害。

我扶着她，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山坳。

山坳里，果然有十几个隆起的小土包，杂草丛生，看起来已经很多年没人来过了。

阿...梅...

她挣开我的手，踉踉跄跄地扑过去，跪倒在那些土包前。

她没有哭，也没有喊。

她只是伸出手，一寸一寸地抚摸着那些冰冷的泥土，就像在抚摸亲人的脸颊。

她的嘴里，开始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低低地，一遍又一遍地，念着那个名字。

“李文……李文……”

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那一刻，我觉得她像一尊石像，一尊被悲伤凝固的石像。

所有的希望，都在这里，被埋进了这片荒草萋萋的土地里。

我不知道我们在那个山坳里待了多久。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山里的风很冷。

阿梅还跪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她身上。

“我们……回家吧。”我说。

她没有反应。

我蹲下来，看着她。她的脸上没有眼泪，但她的眼睛，比我们村口那口枯井，还要空，还要深。

我知道，支撑她活下去的那根弦，断了。

我心里堵得难受。我费尽心力，带她来寻找希望，最后却亲手把她带到了绝望的尽头。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任何语言，在这样的死寂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只能陪着她，静静地，在这片埋葬了她所有念想的土地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把她从地上拉起来。她的身体僵硬冰冷，像一块木头。

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去的路上，她一句话也没说，一个东西也没吃。她只是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留在了那个山坳里。

回到村里，我娘看到我们俩的样子，吓了一跳。

“这是怎么了？在外面受了什么苦？”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只能说：“没事，就是累着了。”

阿梅回到家，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干活，不再说话，整天就坐在门口的石阶上，望着远处的大山发呆。

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天。

给她饭，她不吃。跟她说话，她不理。

村里人开始说闲话了。

“梁庚家那个媳，是不是傻了？”

“我看像丢了魂。”

“花五百块钱，买回来一个傻子，梁庚这下亏大了。”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一句一句割在我的心上。

我娘急得直掉眼泪，天天求神拜佛。

我爹的病，也因为操心，更重了。

我们家，一下子从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起色，又跌回了冰窖里。

我心里烦躁，却又无处发泄。

我试着跟阿梅沟通。我把她拉进屋，指着我爹的病床，指着我娘发愁的脸，指着家里空空如也的米缸。

我想告诉她，日子还要过下去，我们不能就这么垮了。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

然后，她慢慢地，从怀里掏出那张纸条，递给我。

接着，她指了指门外，又指了指自己，做了一个走路的姿势。

我明白了。

她想走。

她觉得，她哥哥死了，她留在这里，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她是个累赘。

那一刻，一股说不出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头。

是愤怒吗？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多心思，你现在说走就走？

是委屈吗？我到底图什么？

可看着她那张毫无生气的脸，我所有的愤怒和委屈，都变成了心疼。

我拿过那张纸条，走到煤油灯前。

火苗“呼”地一下，舔上了纸条的边缘。

阿梅的眼睛猛地睁大了。她冲过来，想抢回那张纸条。

但我没让她得逞。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张承载了她所有希望和过去的纸条，在火光中，一点点变成灰烬。

“过去了。”我对她说，声音沙哑，“都过去了。”

她愣愣地看着我手里的那点灰烬，然后，像是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瘫坐在地上。

这一次，她终于哭了。

不是无声的流泪，而是放声大哭。

她把这些日子以来所有的痛苦、绝望、委屈，全都哭了出去。哭声撕心裂肺，像一头受伤的小兽。

我娘和我妹妹闻声跑进来，看到这场面，都吓坏了。

我没有解释，只是走过去，蹲在她身边，笨拙地拍着她的背。

我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

烧掉那张纸条，就像是强行斩断了她的过去。这很残忍。

但我也知道，如果她一直抱着那个念想，她就永远走不出来。

她哭了很久很久，直到哭得没了力气，在我怀里睡了过去。

我把她抱到床上，给她盖好被子。

看着她满是泪痕的脸，我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不管以后怎么样，只要她不走，我就养她一辈子。

哪怕她真的傻了，疯了，我也认了。

从那天起，我不再逼她做什么。

她想发呆，就让她发呆。她不想吃饭，我就把饭放在她手边，等她什么时候想吃了再吃。

我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出门干活，天黑了才回家。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我的木工活里。我做的家具，越来越好，找我的人也越来越多。

家里的日子，靠着我一个人，一点一点地，又撑了起来。

我娘看着我，总是唉声叹气，说我命苦。

我却不觉得。

每天晚上，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看到屋里那盏为我留着的昏黄的煤油灯，看到阿梅那个安静地坐在灯下的身影，我就觉得，这个家，还在。

这就够了。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秋天的时候，我爹的身体越来越差。

我知道，他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了。

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床前。

“庚子，爹对不住你。”他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让你受苦了。”

我摇摇头，说：“爹，别这么说。”

“那个姑娘……是个好姑娘。”他看着门口的方向，“别……别亏待了她。”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我爹走了。

家里办丧事，忙得人仰马脚。

村里人来来往往，看着坐在角落里，依旧不言不语的阿梅，都摇着头，投来同情的目光。

出殡那天，按照规矩，长子要捧着灵位，长媳要跟在后面。

我捧着我爹的灵位，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

我以为，阿梅不会跟来。

可是，当我走出院门的时候，我一回头，却看到她默默地跟在了我身后。

她穿着一身白色的孝衣，那是她自己找出来换上的。

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也没有了往日的麻木。她的眼睛红红的，看着我手里的灵位，眼神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庄重的悲伤。

她就那么一步一步，稳稳地，跟在我身后，走完了那段长长的山路。

那一刻，村里所有异样的眼光，都消失了。

在我心里，她不再是那个我花钱买来的女人，也不是那个一心只想寻找亲人的异乡人。

她是我梁庚的妻子。

是我爹临终前，都还惦念着的儿媳妇。

是这个家，真正的一份子。

我爹下葬后，阿梅像是突然活了过来。

她开始主动做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她开始学着跟我娘和我妹妹说话。虽然只是几个简单的词，但她很努力地在学。

她甚至开始尝试着笑了。

那是一个傍晚，我收工回家，看到我妹妹正在院子里教她翻花绳。

她笨拙地学着，手指缠在一起，把自己都逗乐了。

她笑起来的样子，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眼睛弯弯的，像天上的月牙。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那样的她，突然觉得，我们家院子里那棵半死不活的石榴树，好像，要开花了。

日子，就像村口那条小河，安静地，缓缓地流淌。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

地里的油菜花开了，一片金黄。

阿梅开始跟着我娘下地干活。她很能吃苦，什么农活都抢着干。

村里人对她的看法，也彻底变了。大家都说，梁庚有福气，娶了个能干的媳妇。

只有我知道，她不是能干，她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忙起来，让自己不去想那些过去的事。

她也想，真正地，融入这个家。

我们的交流，也多了起来。

有时候，晚上我们会一起坐在院子里。

她会指着天上的星星，用她那不标准的汉语，告诉我，在她家乡，人们管那颗最亮的星星叫什么。

我也会跟她说我小时候的故事，说我怎么学做木匠，说我爹以前身体好的时候，是多么有力的一个人。

我们聊的，都是些很琐碎的事情。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努力地，用这些琐碎，把我们两个人的生命，编织在一起。

一天晚上，她给我端来洗脚水。

我看着她蹲在我面前，用她那双已经变得粗糙的手，仔细地搓洗我的脚。

水很热，暖意从脚底，一直传到心里。

“阿梅。”我叫了她一声。

她抬起头，看着我，“嗯？”

“谢谢你。”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还是那两个浅浅的梨涡。

“你，也是。”她说。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她想说，谢谢我，没有在她最绝望的时候，抛弃她。

那一晚，我没有再睡地铺。

我躺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暖。

我感觉，我那颗漂泊了二十九年的心，终于，找到了可以停靠的港湾。

生活，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心近了，就变得一帆风顺。

家里的日子，依然很清苦。

我娘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但我们俩，却觉得很有奔头。

我更加拼命地干活，想多攒点钱，把家里的泥瓦房翻新一下。

阿梅开始学着养鸡，养兔子，想给家里添点进项。

我们的日子，就像一棵慢慢生长的小树，虽然不快，但每天，都在努力地，向上伸展。

1987年的夏天，阿梅怀孕了。

当我从镇上的医生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我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回家，像个孩子一样。

我冲进院子，抱起正在喂鸡的阿梅，转了好几个圈。

“阿梅，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当爹了！”

她被我转得头晕，靠在我怀里，又笑又捶我。

我娘和我妹妹也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家，好久没有这么大的喜事了。

那段时间，阿梅成了家里的宝贝。

我什么活都不让她干，我娘把所有好吃的，都留给她。

她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她常常会抚摸着自己的肚子，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又满足的光。

我知道，她心里的那个空洞，正在被一个新的生命，一点点地填满。

她正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新的根。

第二年春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是个七斤重的大胖小子，哭声洪亮。

我抱着那个软软的小生命，手都在抖。

我当爹了。

我梁庚，有后了。

我看着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却满眼笑意的阿梅，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足的人。

我给她取名叫梁念。

我希望他，能永远记住我们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和生活。

也希望阿梅，能有一个新的念想。

有了孩子，我们的家，才算真正完整了。

家里每天都充满了孩子的哭声和笑声，热闹，又充满了烟火气。

阿梅的话，也越来越多了。她学会了我们这里的方言，能和村里的婶子大娘们，坐在一起，聊家常了。

她会抱着念儿，教他说“爹”，教他说“娘”。

看着他们母子俩，我常常会觉得，眼前的一切，美好得像一场梦。

我常常会想起，我花五百块钱，把她“买”回来的那个下午。

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选择相信她，没有选择帮她。

如果，在她最绝望的时候，我选择了放弃她。

那么，我今天拥有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我庆幸，我当时，做出了那个最艰难，也最正确的选择。

我用五百块钱，买来的不是一个妻子。

我买来的是一个机会。

一个让我学会如何去爱，如何去承担，如何去守护一个家的机会。

而阿梅，她失去了一个亲人，却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新的家。

我们都是命运的弃儿，却在彼此的生命里，找到了救赎。

时间过得很快，念儿会走路了，会跑了。

他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爹，爹”地叫。

阿梅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一丝过去的阴霾。她的笑容，像我们家院子里，那棵终于结满了果实的石榴树，饱满，又甜蜜。

有时候，我也会问她，还想不想家。

她会沉默一下，然后摇摇头，指着我和念儿，说：“这里，就是家。”

我知道，她心里，永远会有一个角落，留给那个叫李文的哥哥，留给那片她再也回不去的故土。

但我也知道，她生命里更多的空间，已经被我们，被这个家，被未来的日子，填得满满的。

1990年，我用这些年攒下的钱，把家里的泥瓦房，翻新成了砖瓦房。

搬进新家的那天，我们请了村里人吃饭。

大家看着我们宽敞明亮的新房子，看着活泼可爱的念儿，看着满脸幸福的阿梅，都说，我梁庚，是苦尽甘来了。

我端起酒杯，敬大家，也敬我身边的阿梅。

我看着她，她也正看着我。

我们什么都没说，但我们都懂。

我们这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

我们用善良，用坚韧，用彼此的守护，硬生生地，把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局，走成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活路。

晚上，念儿睡着了。

我和阿梅坐在新房子的院子里，看月亮。

月光很好，把整个院子都照得亮堂堂的。

“庚子，”她突然开口，“如果……如果我哥还活着，你会让我走吗？”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试探，只有一丝丝的好奇。

我想了很久，然后，我握住她的手，认真地对她说：

“我会带上念儿，跟你一起走。去找他，告诉他，你在这里，有了一个家。”

她笑了，眼眶却红了。

她把头，轻轻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秘密，再也没有任何隔阂。

我们的心，真正地，连在了一起。

我们是夫妻，是亲人，是彼此生命中，最无可替代的那个人。

而这一切，都源于1985年的那个决定，那张从她嘴里掏出的，改变了我们一生的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