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东回来后，特朗普接受了一次采访。期间多次提到中国，一方面他吹嘘了自己中东之行取得了丰硕成果，中东国家日后也不会再向中国靠拢了，一方面又再次明确表示，自己是非常希望到访中国的，中美关系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从第二次执政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释放想要访华的信号了。但是截至现在，中方尚未就此事给出明确回应。

（美国前财长盖特纳）

既然自己来不了，特朗普也不放弃，三天时间内派了三拨人来华，以此来试探中方态度。

第一波是美国前驻华大使，在本月19日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华，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京会见，并针对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第二波是美国亚洲协会会长康京和，在20日同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双方围绕建立正确对华认知，消除中美误解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第三波来华的，则是前美国财长的盖特纳，其先后到访了北京和上海两地。

在这三拨人当中，最引人注意的还是第三位。

这名盖特纳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担任的财长，现在的身份是华平投资集团的主席。其此次来华，受到了多位中方高层官员的接待。

结合当前的国际局势以及中美关系发展，其此次访华，核心动因预计是加强经济合作和缓冲双边关系。

这次访华，盖特纳是以华平投资集团主席身份展开的，重点聚焦在了金融、科技创新、医疗健康等领域的投资合作。他与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讨论了加强城市更新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可能性，并强调北京作为“全球投资热土”的潜力。

这种经济互动，既符合华平投资的商业利益，也呼应了中美在全球经济波动下寻求稳定合作的需求。这也是美方试图通过非官方渠道，维系经济“压舱石”，避免双边关系全面脱钩的一大努力。

（基辛格）

此外，尽管以私人身份访华，盖特纳仍与中方就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这种沟通机制，其实算是延续了他在2009年担任财长时，推动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传统，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未来可能的官方谈判铺垫基础。

对于美方来讲，这个时间点派盖特纳来华，其实是存在特殊考量的。

现阶段，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合作”转向“竞合博弈”了，但两国在经贸、科技、安全等领域的深度交织，使得单纯对抗难以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式的“危机管控”能力就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当年他在1973年推动《巴黎和平协定》时，通过秘密谈判实现美军体面撤离越南，避免了战略透支。这种在冲突中寻找妥协路径的智慧，正是美国应对当前台海、南海等热点问题所急需的。

而盖特纳曾在基辛格创办的“基辛格同仁公司”工作三年，且长期参与亚洲事务，在对华政策上也多次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性，与基辛格晚年呼吁的“避免新冷战”的立场形成了呼应，所以美方现在想要的，或许是将盖特纳打造成下一位基辛格。

但是这种情况现实吗？从各个层面来看，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基辛格作为国务卿，主导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突破，其外交成就涵盖地缘政治、军事安全等多个维度；而盖特纳的职业生涯始终围绕经济领域，无论是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还是今年推动投资合作，其影响力都主要集中在金融政策和商业利益层面。这种差异，就决定了其难以复制基辛格的全面影响力。

此外，基辛格的成功，也得益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特殊背景，当时中美“联美抗苏”的战略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基辛格创造了独特的外交空间。

（美总统特朗普）

而盖特纳所处的年代，中美关系已进入了“竞合并存”的阶段，经济相互依赖与政治意识形态冲突交织，任何单一领域的突破，都难以复制基辛格式的全面影响力。

最后，基辛格的外交行动，依托的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权，其秘密访华、推动《上海公报》签署等行动，都属于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这次盖特纳来华，更多代表华平投资的商业利益，若特朗普持续对华推进科技封锁政策，将再次削弱其来华缓和关系的成效。

所以这种差异，也使得盖特纳的角色更接近“商业使者”，而非“战略操盘手”。

总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盖特纳可被视为是“经济领域的基辛格”，但其作用更多是维系既有合作框架，而非开创战略新局。当下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已经远超20世纪70年代，若想突破，必须要更高层级的政治共识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