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的一天，北京宣武区西河沿大耳胡同的岔路口处，人行道上聚满了人群。他们交头接耳，目光都紧紧锁定在一栋看似普通的楼房上。

在这栋楼的一间屋子里，一位中年男子正静静地坐着。“我从小便跟随父亲来到北京，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早已如同故乡一般。”他微笑着对眼前民警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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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警不为所动，中年男子的心中一慌。他解释道：“战前，我确实曾为国民党效力，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解放后，我接受了改造，一直对中央的宽大处理心怀感激。

可民警们依旧并未因此动摇。其中一位民警突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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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男子愣了一下，他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我叫李家琪。

其中一位民警从包里拿出逮捕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你现在被逮捕了。”另一位民警则迅速掏出手铐，冰冷的金属触感让李家琪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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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语和频频回头中，李家琪被民警带出了房间。他垂着头，神情落寞。当警车消失在街角时，留下的只有群众们困惑的目光和空气中弥漫的烟尘。

直到4月4日的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里播出了一条消息：“北京公安机关经过长期调查，于1983年2月1日，将潜伏在北京的特务李家琪被依法逮捕。李家琪潜伏在北京首都，窃取的中央绝密文件，发展间谍组织，向台湾提供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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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琪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河北丰润。在那个年代，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十分拮据辛苦。为了寻求一线生机，他跟随父亲辗转来到北平，靠着摆设的一个小杂货摊艰难维持生计。

年幼的李家琪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早早地学会了察言观色和应对各种复杂情况。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为家里的小摊吸引了众多顾客，也赢得了街坊邻居的喜爱。随着生意的日渐兴隆，李家琪的家庭也逐渐积累起了一些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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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子成龙的李父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决心送李家琪去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期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在学校里，李家琪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他与同学们畅谈时事，接受着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他立志要成为一名救亡图存的革命志士，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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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好景不长，1937年7月，日军的铁蹄践踏了华北的大地，北平也沦为了敌人的占领区。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状，满怀救国热血的李家琪毅然加入了抗日的队伍。他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在街头巷尾进行抗日宣传，号召人们起来抵抗侵略。

恰逢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吸纳热血青年，组织地下抗日活动。得知这个消息后，李家琪加入了其中，年仅16岁的他成为了“华北铁血锄奸团”中最年轻的交通员之一。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传递重要情报，为抗日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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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统内部的腐败和派系斗争逐渐暴露出来。身处这个大染缸中的李家琪，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他开始追求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在戴笠等人的赏识下，他更加卖力地为军统效力，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晋升。

没过多久，李家琪就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上司的提拔，一跃成为了军统北平站的副组长。他手握大权，开始肆意镇压北平的爱国志士，破坏我党的情报网，给我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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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李家琪在执行特务任务时，在鲁中南解放区被人民解放军捕获。经过数年的审判和关押，1953年11月，他被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随后被送往青海省服刑。但在服刑期间，他仍未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1958年，他被加重判处无期徒刑。

在牢狱生涯中，李家琪已无望重见天日。但1975年新中国对监狱中的战犯进行了大清理和特赦。这一政策调整使得李家琪在青海农场得以解除监禁，重获自由后，他需要接受劳动改造，并受到严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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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场劳动的日子里，李家琪结识了陈天民，一个同样有着特务背景的战犯。两人相似的经历和身份让他们迅速产生了共鸣。陈天民向李家琪透露，他已找好关系，即将离开农场前往繁华的香港。

听到这个消息，李家琪内心激动不已。他请求陈天民帮忙寻找他在香港红棉酒楼的“妹妹”李家宝。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他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让陈天民亲手交给这个所谓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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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李家琪并没有妹妹在香港。这个“李家宝”其实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一个代号，而保密局正是军统的继承者。他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陈天民与保密局取得联系。为了确保保密局能够确认他的身份，他还强调了自己的化名“郑辰”和代号“1078”。

陈天民抵达香港后，很快就为李家琪找到了这个“妹妹”。随后，香港方面给李家琪寄来了一封信，表示只要他愿意继续为军统部门服务，上级将给予他资金援助和报酬，以安顿他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接到这封信，李家琪心中暗自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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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青海地区相对落后，无法满足他收集情报的需求。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他必须想办法离开这个地方。在一次劳动中，他故意摔伤了自己的腿，以此为借口前往北京看病。

到达北京后，李家琪以养伤为名住进了五叔的家中。这个不起眼的住处为他窃取情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周围的人都未曾注意到这个看似普通的老头。他利用这个机会，暗中收集了大量机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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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初，一个名叫李相才的人来到李家琪五叔的家中，自称是“李家宝”丈夫的侄子。他与李家琪进行了第二次碰头，这次碰头为李家琪带来了更多的工具和资金。

除了彩色电视机、照相机等高科技设备外，还有显微胶片和密写药片等特务必备的工具。此外，李相才还慷慨地给了李家琪5000元现金，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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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些工具和资金后，李家琪更加卖力地工作。他利用彩电的优势，经常邀请邻里来家中做客一起看电视，收集更多有用的情报。

李家琪万万没有想到，正是那台军统部门赠送的彩色电视机，无意中揭露了他军统站长的身份。在那个年代，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件，尤其是彩色电视机，更是引起了邻居们的好奇和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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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邻居们聚在李家琪家中，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五彩斑斓的画面时，他们总会忍不住向李家琪询问这台彩电的价格。李家琪对彩电的具体价格一无所知，他总是含糊其辞，以“价格高昂，具体不详”来搪塞过去。

在80年代，电视机是家庭娱乐的重要设备，因此邻居们经常光顾李家琪的家，一起观看电视节目。随着他们来访次数的增多，一些围绕在李家琪身边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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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当李家琪正与大家兴致勃勃地观看电视时，邮递员会送来信件。每当这时，邻居们总是好奇地想看看信件的内容。但李家琪却从未将信件公之于众，总是神秘兮兮地将其藏起来。这一举动无疑激起了邻居们的好奇心。

而当香港的亲戚来访时，李家琪并不会让他们在家中留宿。有时甚至只是简单地聊几句，亲戚们便匆匆离去。这些异常现象让邻居们开始怀疑李家琪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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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位细心的邻居终于发现了端倪。他发现偶尔会有陌生面孔的人来“探望”李家琪，而每次这些人离开后，李家琪都会变得异常阔绰。这位邻居越想越觉得事情蹊跷，于是他悄悄地写下了举报信，寄给了当地的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收到信件后，立即对李家琪的神秘行为展开了暗访和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监视和调查，他们发现李家琪暗通国民党军统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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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到足够多的证据后，公安机关果断对李家琪进行了抓捕。面对铁证如山，李家琪无法抵赖，他的春秋大梦破灭。

李家琪再次被押上法庭受审，这一次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原本企图通过出卖国家利益来邀功请赏，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被国家和人民永远唾弃。他的行为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还让他自己身败名裂，除了留下恶名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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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法制日报：26年前一起轰动京城的潜伏特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