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够“网红城市”了吗？

被社交网络放大的标签能瞬间激起观光客的兴趣，为城市带来人流和生意。但城市不是“瞬间”的产物，也不是标签的集合，它值得更长时间的探索和体味。

这曾是一个生产“神仙”的工厂，但现在是景德镇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而它的变迁充满了时代烙印和景德镇特色。

国营时代：当 “神仙” 成为出口硬通货

1959年，景德镇雕塑瓷厂在计划经济的浪潮中诞生。它由美术、雕塑、工艺三个合作社合并而来，最初名为 “工艺美术瓷厂”，后因主打神仙题材雕塑而更名。

在那个 “十大国营瓷厂” 主导产业的年代，雕塑瓷厂的核心任务是 “出口创汇”。

福禄寿

据统计，1982年景德镇陶瓷出口创汇达3000万美元，销往130多个国家，而雕塑瓷厂的关公、福禄寿、观音等神仙雕塑，正是港澳及东南亚市场的紧俏货。

为何神仙题材如此吃香？这要追溯到景德镇的千年信仰传统。

学者鹤顶在《景德镇：世界瓷业中心的城市和遗产》中提到，景德镇的 “神仙体系” 包括瓷业祖师（如投窑明志的童宾）、水神、外来宗教神祇等，这些信仰随移民和行会渗透进城市肌理。

雕塑瓷厂的工匠们不仅是生产者，更是传统工艺的传承者。他们用高岭土与磁石的二元配方（元代技术突破）塑造神像，釉色烧制技艺代代相传，让 “景德镇造” 神仙雕塑兼具宗教神圣性与工艺权威性。

但计划经济的红利难以持续。80年代，改革开放打破了国营垄断：广东外贸公司低价采购景德镇陶瓷抢占订单，本地私营作坊与学校办厂分流资源，雕塑瓷厂1400多名新员工（多为回城青年）面临 “僧多粥少” 的困境。

1985年，厂长刘远长试图走 “精品化路线”，将车间拆分承包、建立明清园旅游景点，但终究难敌市场冲击。

工匠们发现，自己在厂内做一道工序仅赚1-2元，而东南亚商人愿花重金收购他们的作品，巨大的价值差让人才加速流失。

空心化之后：老厂房里的 “创意孵化”

21世纪初，雕塑瓷厂彻底转制，厂房被租给私人，昔日 “神仙工厂” 沦为闲置园区。

但戏剧性的是，这种 “衰败” 反而孕育了新生：熟练工匠们在厂区内外开起小作坊，外来陶瓷创作者发现这里有完整的产业链支持 —— 从拉坯、上釉到烧制，隔壁可能就是某位大师的工作室。

2005年，陶瓷艺术家郑义的 “乐天陶社” 入驻，成为转型的关键节点。郑义最初想做 “艺术家驻地计划”，却因厂房基础设施简陋（土路、水电不稳）只能先改造出一间带厕所和网络的咖啡馆。

2008年，11名陶瓷大学学生在咖啡馆门口摆摊卖创意陶器，第一周就赚了1000元，“乐天市集” 由此萌芽。

“乐天市集”

起初，市集靠郑义个人审美筛选摊主（如摊主邹阳曾12次申请才入选），顾客多是专业买家，他们将创意陶瓷销往酒店、民宿等空间。

此时的雕塑瓷厂像一锅 “乱炖”：破厂房里藏着努力的手艺人，旧车间改造成工作室，土路两旁摆满摊位。没人预料到，这种 “新旧混搭” 的工业废墟感，日后会成为网红打卡的核心卖点。

网红时代：当 “神仙” 让位给打卡镜头

2018年，乐天陶社引入运营负责人大牛，市集开始 “公司化” 运作：成立媒体部门在社交平台推广，摊位费从100元涨到200元，甚至出现 “限流购票” 模式。

与此同时，雕塑瓷厂主路挤满直播带货的网红，游客为拍照涌入，专业买家却因喧嚣离场。有摊主坦言，游客虽多，但购买意愿低，反不如早期专业客群收益稳定。

政府也盯上了这股热潮。距雕塑瓷厂不远的 “陶溪川文创街区”（原宇宙瓷厂）复制乐天市集模式，每周举办700多个摊位的 “陶然集”，商业化氛围更浓，甚至提供注册公司等配套服务。

而雕塑瓷厂的房租在游客潮中连年上涨，疫情期间仍供不应求，年轻创作者被迫搬往租金更低的湘湖，老厂房里的 “创意孵化” 逐渐变味。

如今走进雕塑瓷厂，“神仙雕塑” 已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咖啡香、陶瓷文创店和举着手机拍照的人群。

只有极少数老作坊还在坚持传统工艺 —— 他们多是原厂老员工或后代，守着即将失传的技艺。当最后一批 “神仙匠人” 退休，这片土地或许真的只剩 “网红地标” 的空壳。

从 “神仙团” 到 “流量场”，一场关于传承的博弈

雕塑瓷厂的故事，是景德镇转型的缩影：当千年工艺遇上网红经济，当国营老厂变身创意园区，“传统” 与 “商业” 的拉扯从未停止。

乐天市集的限流、郑义的 “离开宣言”、老匠人的坚守，都在诉说同一个矛盾：当城市靠 “表面打卡” 走红，如何留住真正的文化内核？

或许答案藏在 “神仙团” 这个关键词里 —— 那些曾让雕塑瓷厂辉煌的 “神仙”，不仅是陶瓷作品，更是一代代工匠的精神图腾。

如今，当网红滤镜褪去，如何让 “神仙” 从博物馆走进生活，让工艺从 “非遗” 变为 “日常”，才是景德镇真正需要破解的命题。毕竟，比打卡照更长久的，是能触摸到的文化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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