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幸福终止在余华英偷走妹妹的那一天,从此我变成了一个乞丐。”杨桑英说。

不久前,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后,专程从河北邯郸赶来贵州的杨妞花,带着姐姐杨桑英回到老家探望外婆。他们的老家位于贵州毕节市织金县城东北部的小妥倮村,是当地苗族聚居的村寨,坐落在大山深处。从省会贵阳出发,沿盘山公路一路西行,全程需要3个多小时。

10月17日,山路崎岖,天上淅淅沥沥飘着小雨,开车载着姐姐回家的路上,杨妞花向南都、N视频记者讲述了多年来自己被拐、寻亲,并亲手把人贩子余华英送上被告席,以及后来帮助更多寻亲家庭的经历。如今,她迫切希望余华英能早点受到法律的制裁,给自己早逝的父母以及其他被害家庭一个交代。

被拐那天

“走吧,我带你去买毛衣签子。”1995年,5岁的杨妞花,被邻居余华英以“买织毛衣的签子”为理由拐卖。

“瘦瘦的长脸,高颧骨,三角脸”,因余华英长相偏男性化,杨妞花叫她“大伯”。 “大伯”带着她坐火车、汽车,从贵阳一路辗转到河北邯郸。家在她身后,越来越远。

其间,她因想家而哭闹,余华英恶狠狠地警告她,再闹就把她从车上扔下去。她想上厕所,没忍住弄湿了裤子,被余华英连踹了十几脚。她抱怨盆里用来洗头的水太烫,又被余华英拿着更烫的水直接浇了过去。

杨妞花回乡记:一个余华英案受害者和她超越个体寻亲的努力

余华英。图源: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拐卖案件立案后,警察曾拿出一沓犯罪嫌疑人的照片让我指认,我一眼就认出了余华英,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的样子。”杨妞花说起这件事,眼神格外坚定。

1996年1月,余华英把杨妞花以2500元的价格,卖给了河北邯郸丛台区姚寨乡姚寨村一户王姓的“奶奶”家,中间人曾反复向这家人强调杨妞花是“父母不要的”。“奶奶”给妞花起名“李素燕”,“李”是她聋哑儿子的姓。

回忆起妹妹被拐后家庭的变故,杨妞花的姐姐杨桑英,还是忍不住地掉眼泪。小妥倮村的家中有讲究,不能在屋子里落泪,她把南都记者领到屋外,才开始讲述那段最黑暗的日子。

杨桑英说,妹妹被拐卖后,爸爸妈妈回家卷了铺盖,就带着她到各处寻找。那时,他们一家睡在火车站,父母捏着一家的全家福,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照片中的小丫头”。

杨妞花回乡记:一个余华英案受害者和她超越个体寻亲的努力

杨妞花(左一)和爸妈、姐姐的唯一合影。

“人潮汹涌的火车站,妹妹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再也找不到了。”杨桑英感觉到,妹妹被拐后,整个家庭陷入了深渊。

父亲杨新民因为自责开始酗酒。在她的印象中,父亲喝几杯酒就开始掉眼泪,她知道父亲只有喝了酒才能睡着,才能不想妹妹。妈妈也因为想念妹妹精神失常,身体一下就垮了。

1997年,他们的父亲因终日借酒消愁吐血身亡。时隔一年,母亲也郁郁而终。接连失去家人的杨桑英成了孤儿,她不得不早早开始讨生活,跟着家中亲戚外出打工养活自己。

“曾经我有一个梦想,当一名老师,平时在贵阳教书,周末回家能看看父母。然而,一切幸福终止在余华英偷走妹妹的那一天,从此我变成了一个乞丐。”杨桑英说。

“我想回家”

在聋哑养父和“奶奶”家里,“奶奶”性格强势,总是担心“买来的孩子养不熟”,对杨妞花打骂是常事。

那段困苦的童年,杨妞花总会努力回忆被拐前家中的温情,用这些回忆来忘记眼前的痛苦。

杨妞花告诉南都记者,在她的记忆中,家乡的人穿一种蓝底白花布的衣服,在家门口能看见一个山洞,山洞周围长满了植物。她记得妈妈头发很长,名字最后一个字的发音是“yi”。外婆叫“阿不代”,姐姐叫桑英。

她记得,小时候自己睡得迷迷糊糊时,爸爸用手撕着鸡腿肉,喂给她吃。她记得爸爸那时的眼神那么温柔,她不明白,“奶奶”说她是被父母卖掉的,可是爸爸妈妈明明那么疼爱她,怎么舍得把她卖掉?

那时的她,对“拐卖”这个词还没有任何概念。

2008年前后,杨妞花看到电视里一个访谈节目,讲述郭刚堂两岁半的儿子在山东家门口被人贩子拐走后,他驾驶摩托车到全国各地寻亲的故事。那是她第一次对“拐”有了新的理解,“原来像我这种买来的小孩,可能是被小偷偷走的,我的家人或许也一直在找我!”

2009年,与相亲认识的男朋友结婚后,平静的婚姻生活让杨妞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在丈夫一家人的鼓励下,2012年起,她正式开始了漫漫寻亲路。她先后在寻亲网站上登记,到公安部门采血,只是她记忆中的信息有限,不足以拼凑出一个明确的丢失地点。

直到2021年4月,杨妞花尝试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寻亲视频,视频的配图是小时候刚到养父家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女孩剪着短发、戴着帽子坐在摩托车上,表情很严肃。照片除了标注家里的信息外,配文只有四个字,“我想回家”。

杨妞花回乡记:一个余华英案受害者和她超越个体寻亲的努力

2021年4月,杨妞花发布的寻亲视频。

寻亲视频发布后大约半个月,被杨妞花贵州老家的堂妹看到。于是,她顺着线索联系到了姐姐杨桑英。当她小心翼翼地问姐姐一些记忆中的细节,信息全都对上后,她迫不及待地向姐姐打听父母的情况,“姐姐,我找了你们快十多年了,快把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给我,让我吓一吓他们!”

“你爸妈早死了。”姐姐用很快的语速回她,“你要不丢,爸妈也不会死。”

提到父母去世的事情时,杨妞花还是止不住地掉眼泪。“我也想过很多很坏的结果,比如爸妈生了儿子,所以没有再找我,但我没想到他们竟然都不在了,如果找不到,起码还有点希望,现在什么都没了。”

讨回公道

进入十月,贵州金织雨水不断,天气也渐凉。南都记者跟着杨妞花,回到了小妥倮村。杨妞花和故乡的亲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刚进家门,三姨就把烙锅倒进油,将从集市上买的豆腐、土豆片、鸡肉放进锅里,慢慢烙。

杨妞花回乡记:一个余华英案受害者和她超越个体寻亲的努力

杨妞花和姐姐一家的合照被外婆摆放在卧室的一角。南都记者 杨苓妍 摄

坐在炉边,杨妞花向南都记者讲述起,2021年5月15日,她被拐后第一次回家认亲的场景。

当年记忆中的小路、山洞、铁轨的位置,和现实一点点对应上。家中姨姨、舅舅争着喊她去吃饭,只会苗语的外婆亲昵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她和姐姐一起去父母坟前祭拜,她痛哭着靠在父亲坟头的土包上,就像儿时靠在父亲的怀中一样。看着父母杂草丛生的坟,她决心让人贩子付出代价。

2022年6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立案。立案后的第24天,余华英在重庆大足落网。

在余华英被抓前,杨妞花看到警方披露的一张余华英的近照。照片中,她染着红发,戴着金项链,开心地跟朋友逛街。杨妞花怒火中烧,“我的父母躺在清冷的山头里十几年,我和姐姐吃了那么多苦,连滚带爬才长大成人,而罪魁祸首竟然逍遥法外,还活得有滋有味。天知道,我有多不甘心!”

2023年9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2024年1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因原判遗漏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该案发回重审。

杨妞花并非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唯一的受害者。1993年至1996年期间,余华英与同伙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他们通过租住房屋、熟悉当地环境,以给儿童“买零食吃”或“一起出去玩耍”的名义,将受害儿童带离监护人视线后控制,然后带往河北邯郸市,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

10月11日上午10时,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在原有查明事实基础上,另涉新的拐卖儿童案件,其拐卖的儿童人数从11名增至17名。

杨妞花代理律师王文广向南都记者介绍,余华英案件中17名被拐的孩子来自12个家庭。余华英的罪行,不仅在于拐卖儿童,更在于她给这些家庭带来的无尽痛苦和绝望。其中郭昌德、郭昌令兄弟被余华英拐卖后,他们的父母为寻找丢失的孩子倾家荡产四处寻找,最终离婚。这些家庭在失去孩子后,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很多媒体问杨桑英,你的妹妹向人贩子“复仇”,你是怎么支持她的?

杨桑英说:“这不是复仇,我们只是想讨个公道。余华英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害得其他十几个家庭骨肉分离,带给所有被害家庭无尽的痛苦和梦魇,而她不知悔改,不断作恶。她犯了法,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互助寻亲

过去这些年,杨妞花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媒体针对她被拐经历的各种提问,她重复讲述那些令她痛心的细节,一次又一次伤心落泪。

杨妞花回乡记:一个余华英案受害者和她超越个体寻亲的努力

回忆被拐经历时杨妞花忍不住落泪。南都记者 杨苓妍 摄

随着关注度的骤升,也出现了不少质疑杨妞花的声音。有人认为,“既然找到了家人,抓住了人贩子,还这么高调是不是在炒作?”

杨妞花告诉南都记者,一开始接受媒体采访,是想让更多人关注案件,推动案件。后来她每次去贵阳开庭,都会把手机留在外面直播,她发现从各地过来的家长,会举着牌子争取露脸的机会。她意识到,被拐事件已经不是她一个人的故事了,她有责任为其他寻亲家庭努力。

这些家庭中,很多人因寻亲导致经济格外困难,杨妞花就帮助他们订酒店。“寻亲这些年,我自己的积蓄也没剩多少,但每次看到他们,我会想如果我父母还在,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所以我总是能帮一把是一把。”

杨妞花接触过很多寻亲家庭,通过她的观察发现,很多孩子都害怕认亲。他们有的担心是亲生父母抛弃了自己,所以不敢认亲;有的是害怕承担双倍的养老压力;也有的感觉自己已经成家立业,不想再回忆那些被拐经历。

杨妞花说,现在她正在努力成为被拐孩子和他们的亲生父母之间的纽带,帮助他们打消顾虑,促成更多家庭相认。

她表示,“我作为一个有被拐经历的人,非常能理解他们在幼时还没有反抗能力的情况下,被人贩子像一盆花草一样连根带走。等到几十年后再找到家的时候,亲生父母那种沉重的爱,以及养父母无法偿还的感情,无论选哪一方,都很难。”

不少家长知道杨妞花这次从邯郸来贵州的消息后,都喊她到家里坐坐,陪他们说说话。在贵州的几天时间里,杨妞花每天都奔波于不同地方。

她向南都记者坦言,“很多找不到小孩的家长,把他们对孩子的爱好像都倾注到了我身上。我也尽量抽时间陪他们聊天,让他们心里好受些。”

杨妞花回乡记:一个余华英案受害者和她超越个体寻亲的努力

杨妞花和外婆。南都记者 杨苓妍 摄

“我能给这些家长的帮助其实太少了,但我相信他们心里都是暖暖的,我们之间一定有一种细水长流的情感。”杨妞花说。

采访接近尾声时,杨妞花和姐姐带着外婆,前往父母的坟前祭拜。她告诉南都记者,每次去看父母基本都跟着很多人。这次她想和姐姐、外婆独自上去,和父母说点悄悄话,讲讲心里的委屈。

山路曲折,杨妞花和杨桑英一左一右搀扶着外婆,向山上走去。回望来时的路,杨妞花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至少此刻外婆和姐姐都在身边。

出品:南都即时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张倩寒

采写:南都记者 杨苓妍 发自贵州

友情提示

本站部分转载文章,皆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及分享,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联系邮箱:10424636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