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给我们营造的西方神话中，西方国家体制优越性的一大表现就是吏治清明，官员在良好制度的约束下极少贪腐。

不仅如此，他们接着提出：西方强调的是“个人主义文化”，不讲奉献，不讲牺牲，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行动，最终却能自动达成最优的社会效益，让整个集体都受益。

他们说：这就是制度的力量，良好的制度能让官员自动选择尽职尽责地工作，而且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性不贪，或者压抑了自己的本性，而是完善的制度让他们理性地认识到，“尽职尽责地工作”就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这听起来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场景，简直就是人类能够想象到的最完美的制度！

相反，中国古代的传统治理方式被总结为“人治”，“德治”，也就是强调人的品德，认为只有品德极为优秀，大公无私，有奉献精神的人才能当好官员。在当代许多知识分子看来，这种非常强调个人品行的特点，恰恰说明了制度本身有极大的缺陷。

用他们的话来说：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做到，就算是一条狗坐在白宫的位置上，整个体系也能顺畅地运转。

可惜的是，这套制度神话如今被马斯克毁掉了。归根到底，还是西方人更加了解自己。在政府效率部揭露出的一桩桩丑闻面前，我们才理解为什么西方总是在强调“小政府”，总是担心政府管的太多。

“小政府”

实际上，西方国家建立专业官员治理国家的制度才不到200年，极度缺乏管理官僚系统的经验，他们知道让这群人管事的后果，于是才尽量让政府少管事，甚至不管事，也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假如西方政府真的如此高效、廉洁，却不让它管事，这就显得太奇怪了。

没有任何东西是万能的，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包括制度建设。随着马斯克查账的深入，我们对西方制度的理解也需要更新换代。

1.制度化腐败

加州高铁项目是马斯克曾经大加批评的美国基建腐败典型案例。我们熟悉的基建腐败大多是用违反正规招标程序，指定项目承揽方，降低施工和验收标准等方式从中牟利。美国的基建腐败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方式。

2008年，加州高铁项目便已经通过了民众公投，项目第一阶段计划从旧金山修建到洛杉矶，总长约795公里，预算为330亿美元。

加州高铁路线

这是美国计划建设的第一条高速铁路，一旦建成，美国将实现高铁零突破，因此得到了众多政客的重点关注，都希望能从中得到一笔政绩，帮助自己竞选。2009年4月，奥巴马在上任后不久，就以加州高铁项目为代表，向世界宣告了要在全美范围内布局高速铁路网的宏伟愿景。

不过，尽管上至总统下至地方官员都对加州高铁表达了强烈愿望，但项目迟迟未能开工建设。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被消耗在所谓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其中包括成立加州高铁管理局、招聘职工和高管、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法律咨询、环保评估等等。

据报道，加州高铁尚未开工，高铁管理局已经招募了一批年薪高达50万美元的高管。一项法律咨询或者环保评估就要花费数百万美元。项目启动几年后，相关机构仍然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相关费用高达几十亿美元。

而经过严密的论证，最初的330亿美元预算被证明是不够用的。2016年，加州高铁局更新的预算报告显示，第一阶段项目的总费用预计为640亿美元，比最初拟定的330亿美元接近翻番。

由于项目预算飙涨，加州政府原本动用公债方式筹款的合法性，又面临新的法律挑战，而联邦政府拨付的资金对加州政府的筹资规模又有严格的匹配要求。换句话说，整个项目要接受新的一轮评估和法律咨询。

到了2024年，项目第一阶段的预算已经上涨到了1062亿美元，是最初计划的3倍。

加州政府已经为该项目投入了136亿美元，所谓的高铁仍然停留在纸面上。以我国高铁建设平均成本，每公里1亿元人民币作为参照，136亿美元足以建设970公里的高铁线路，已经超过了加州高铁项目的设计长度。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加州高铁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空气铁路”。

但需要注意的是，项目启动至今的全过程都“合理合法”，程序上没有任何瑕疵，更没有任何人有违法犯罪的行为。相反，这一百多亿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花在了法律咨询上。从法律上讲，每个人从项目中拿的钱都干干净净，问心无愧。

很多人用李雪健老师在电视剧片段中教训“战战兢兢”的下属（你不拿我不拿）来映射美国如今的官场，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文化的误解。

李雪健主演片段

中国文化历来对“清官”和“贪官”有非常明确和强烈的褒贬情绪。贪官也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贪腐行为”是在犯罪，是人们痛恨的对象。这种文化压力会让官员意识到一旦伸手就有了甩不掉的道德污点，是走上了一条黑暗的不归路，因此尤其第一次伸手时才会“战战兢兢”。即使是熟练的大贪官，也知道自己做的事见不得光，要躲到一个小屋里密谈。

但是，这种道德审判给官员带来的压力在美国是不存在的，因为一切都能从程序上找到一条合法的途径，根本不需要冒着犯罪的风险，当然条件是要给参与的律师们分一杯羹。

在这种“制度化腐败”的作用下，像加州高铁这样的大型政府项目，就成了一座挖不完的金矿，预算也一涨再涨。所有人都不希望这个项目结束。

西方内部为了对抗这种弊端，就产生了一种尽量让政府少管事，甚至不管事的倾向，这便是“小政府文化”。

2.小政府文化

1829年3月4日，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就职典礼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杰克逊为了赢得总统之位，在选举时就开始封官许愿，吸引关键投资人的支持。这些人迫不及待地闯入杰克逊的就职典礼，要求他兑现选举时的承诺。如此明显的“买官卖官”行为，却被解释为“民主的热情”。

安德鲁·杰克逊就职典礼

美国参议员威廉·马西将官职形容为“胜者的战利品”。而这种做法在美国至今仍然被当做官场惯例。

“战利品制度”在殖民时期就从欧洲传到了美国。到了杰克逊当总统时期，美国政坛的两党制已经变得非常明显。选举活动变成了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

1829年选举就成了一个政党将总统之位转让给另一个政党。不同的政党支持者将官职当成战利品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

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选聘标准并不是个人能力和专业知识，而是跟总统的个人关系和对选举的贡献。

很多文章提到美国人对政府的警惕，就开始上价值，强调西方人是因为重视个人权利，向往自由。实际上，价值不是凭空而来，观念来自于现实生活。无论是信任还是警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才是产生这些观念的基础。

杰克逊当上总统之后，光明正大地将自己和政治赞助人的亲属、姻亲、朋友等安排进邮政局、土地局等政府机构。一年之内，仅仅邮政局就有 423 名局长被剥夺了职位，替换成了自己人。而类似的现象每一次总统大选过后就会出现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人相信政府有足够的专业性和廉洁度来操作大型项目。

但是，随着美国城市的发展，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类型的增加，对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提高执政能力跟经济活动相匹配。

到了1860 年代后期，公民对于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

1883 年，《彭德尔顿法案》授权成立了一个跨党派的公务员委员会，才开启了以业绩为基础的公务员评估和管理体系。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管理专业官员体系的经验总计只有120多年。

《彭德尔顿法案》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类似，它走过的历史相当于人类积攒的经验，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就赋予了各自在文化上的禀赋。这种禀赋同样需要时间的沉淀。美国社会并不会因为一场改革、一项法案就发生深刻的变化，公务员制度也是如此。

例如，政府要通过考试和公开招聘吸纳专业管理人才，而由于历史原因，美国政府需要的很多专业人才只能从私人企业中找到。同时，美国又存在根深蒂固的政治献金制度，企业通过赞助政客选举来获取政治影响力，干预国家政策的制定。

这两种现实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美国的“政商旋转门”惯例，企业的大股东或高管跟政府高官之间可以无缝转换，最终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这时，“小政府文化”虽然在平民和小企业主的观念中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对于拥有影响政策制定能力的大资本来说，他们反而希望借助政府的权威和能力为自己开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最终后果就是政商联盟通过一个个“加州高铁项目”将国库当成了取款机。

而美国历史上又极度缺乏专业官员体系的治理经验，不知如何遏制和斩断利益链，这就导致了“至少将路修出来”的底线都无法保证。

同时，这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尽管宣称是“小政府文化”，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美国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早就称不上是“小政府”了。

3.小政府陷阱

从1940年到2025年，美国的人口从1.3亿增长到3.4亿，增幅为2.6倍。不过，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同一时期，美国政府正式雇员数量从415万增长到了2359万，增幅达5.7倍。而且，这其中还未包括200多万武装部队、以及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等保密部门的雇员，以及表面独立实际依赖美国财政经费运营的外围组织。

美国政府雇员人数增长

照此计算，美国如今的总人口和政府雇员之比为14：1。而我国即使按照最广义的统计标准，即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编外临聘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军队系统全部计算在内，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7.6：1.

实际上，不仅仅是我国，跟舆论宣传相反，在标榜“小政府文化”的欧美国家，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普遍要比亚洲国家高。

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并不奇怪：西方世界建立专业官僚体系只有两百年的时间，对于如何监督官员，如何提升工作效率以及如何控制官僚集团急速膨胀，极度缺乏相应的管理经验和历史参考，导致国家从民众到高层都对官僚系统的失能缺少感知。

当整个官僚系统已经跟社会上的利益集团深度绑定，形成利益联盟并且越滚越大时，很多美国人仍然停留在“小政府幻觉”之中毫无警觉，更加无法提前做出反应。

而且，美国长期存在的企业影响政治的特点，导致官僚腐败问题往往能以公开的形式出现。

例如，在西方，游说是一种合法的政治活动，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雇佣专业团队，公开通过金钱左右政策的制定。每年，军工、制药、科技、能源等行业的巨头，都会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游说活动，以确保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企业游说”

他们不仅提供政治捐款，赞助竞选活动，还为离职或退休的政客提供高薪职位，让他们在企业内继续为行业利益发声。

这种行为在我国被称作“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很早就被定义为一种见不得光的腐败活动，但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却长期公开存在。即使按照西方的政治理论，政府的角色也应该是提供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公共产品，不应该为某个企业或行业谋取利益。

事实证明，官员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们国家此前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也是有用的。如今美国政坛正在发生的党争、马斯克裁员等事件，都能在我国历史上找到相似的片段。

西方国家建立专业官僚体系的时间太短，政府系统没有受到过充分的锻炼，私人企业和民间组织的能力和专业性长期强过政府。出于这样的历史禀赋，西方人偏向“小政府文化”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政府是应该大还是小，不应该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当社会的复杂程度提高，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类型的公共产品，政府的规模就应该随之变大，反之就要缩小。大或小在理念上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

同样，官僚系统的治理也应该摆脱对制度的迷信。这并不是说要停下改革，停下探索。相反，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世界上不会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设计。良好的制度建设，永远需要跟社会发展相匹配，永远需要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