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的时候，正是乱世。家里破破烂烂，四处漏风，外头一阵枪炮声就能把孩子们吓得哭闹不休。他没得挑——命里写着就是要在颠沛流离、饥饿与恐惧中长大。可有一样，他从小对书本就有种“贪恋”，人家说，这孩子的眼神儿，看见破旧课本时，比看见窝头还亮。他小时候最大的心愿啊，不是吃顿饱饭，而是想有个能坐下来读书的安静角落。就是这样一个本该有机会自个拼一拼、熬出个前程的人，却让命运拦腰给搅了——后来那点权力尝了甜头，竟然越走越偏，把自己活成了别人口中的“反面教材”。身边人议论起他，总免不了一句：“你看吧，站得高摔得就狠。”当然，这事儿，要真追根究底，怕是还得搁咱们眼前唠唠——一个普通人，到底是怎么在大时代里“变了味”的？

说起来，和樊德玲差不多年纪、命运扑朔的还有个叫林兆生的人。他是山东泰安郊外的苦孩子，1930年代生，一肚子苦水不说，家里连口硬面馍都咬不下去。林家的老父亲姓林，人实在，肚里却有点书卷气。每到过年鞭炮声响的时候，林父就憋着劲儿跟儿子叮嘱：“磕头归磕头，还是得念书，别学咱一辈子种地混饭。”日子再紧，哪怕是鸡毛菜腌咸菜也得省出点油水让孩子交学费。林兆生早上天不亮就在村口讨老师教他识字，白天就插队拔草，哪天老师多讲半页新课文，他能傻乐一晚上。

林家房梁上挂着一盏破灯，灯芯都是他老娘翻毛线头搓成的。天黑人静，他就扒拉开旧棉袄，窝在炕上抄字帖，有时忍不住在纸角写下“林兆生必有出头日”几个歪歪扭扭的小字。少年苦是苦，心眼儿却亮。人一旦有了盼头，再大的难事都能扛过去。

可惜嘛，老天爷说变就变。1947年，前脚还觉得能跟着游击队进城读工校，后脚淮海战役一打，村子又被战火扫成了焦土。周围的孩子有的一夜之间没了家，有的家破人亡。林兆生也没好到哪儿去：私塾全毁，他只好跟着大人逃荒，日子扫到泥里。他有时会偷偷摸书——那是他用半袋糠和队长换的一本地理杂志，夜里用脚踩着的油灯边读边哭。但就是这样，他心里憋着那股劲儿，觉得自己迟早能挺过来。

1950年，解放军推开新世界的大门，林兆生满腔激动，觉得天亮了。那年，他正好18岁，被村里推送参加县机械厂的培训队。说起来，当时的招工考试没几个名额，林兆生一头热汗挤到最后一排，全靠“铁嘴钢牙”背报道，结果真让他混了进去。第一次进厂，那新车间气味儿怪怪的，手上还没活，他就偷偷打量四周，生怕被喊出来“回家种地”。他憨厚，工作比谁都勤快，手上扎破口子也不嚷嚷，就怕领导心里有了疙瘩。

车间师傅对他印象极好，说“这小子有出息！”其实啊，他不过就是想抓住点希望。空闲时候他常跑到技术室听人家师兄讲汽缸原理，买不起本子就在烟盒上做笔记。别说，有股“傻劲儿”，那还真是早年农村娃里少有的。

但人说“可惜天不遂人愿”，1954年他赶上全县调整，厂里裁员，林兆生分去干了粮站保管员。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扛麻袋、搬粮食、挨骂受气，他都不推。可你看，人一旦进了集体，总会跟“权力”碰面。刚开始，他不过帮主任抄抄文件、登记入库单，可主任升职，他轻飘飘地接了那把“小椅子”。

也是运气（或者说是祸根）来了。1958年“大跃进”，粮站就是个戏台子，人人争着往上跳。林兆生跟大伙一起报“高产”，亩产两万斤的口号，他一头扎下去，也不敢提“假的”。后来运动越来越凶，他还带着人盯着田里冒芽的苗，谁家说“没那么多粮”，轻则记过重则被抓去批斗，林兆生刚有点权力就飘了。那些年，他跟着县里搞“反右”，有个老粮行管事嘴快，说了句“还是按老规矩来”，就被拉去大会亮相，林也在现场——没一句好话，全是脏水泼的。他回家时其实心里咯噔，可第二天早上，看见主任递上表扬信又觉得“没事儿，这说明我忠心”。

时间到了“文革”，农场机关彻底乱套。林兆生跟着“革命派”混，前脚还在大会大骂“保守派”，后脚就让群众推上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位子。人一有点名头啊，真是说话都有回响。他带头查对象，鼓动大家“泼墨泼臭水”，踢掉了好几个老同事。有一次，一个老工人因为质疑仓库数据被批“顶牛”，林亲自带队把人家家里抄了个底朝天。那人的小孙子，在院子里大哭，喊着“爷爷没错”。但会场上，林却头也不回。

后来县里经济越搞越垮，村里人骂声一片，饭票都省成半片粮，买油买盐能排长队。林兆生还自以为“立了大功”，期待省里有提拔。到最后，一纸调令把他扔到边远小站，不再让沾染大权。他一开始还不服气，直到隔壁村传来同行被查抄的消息，他才怯生生收拾铺盖回家。再也没了那些“山呼万岁”的场合，这人就跟瘪气的气球一样，躲在院子里不见外人。

再后来，“拨乱反正”开始，林兆生被人翻旧账，连夜调走隔离。关着那期间，他开始害怕，怕家里人受牵连，怕村口指指点点。他夜里经常睡不着，坐在炕上发呆。妻子给他送饭，他一句话不说。判决下来的时候，他被摘了帽子，去厂里扫厕所。有人见他落魄，也有人说“自做自受”。

他在厂里蹲了八年，灰头土脸却不再趾高气扬。后来裁员，他回乡下种了几亩薄田。每天早上五点起身，拿着锄头到田头，干累了就蹲在地头发呆。偶尔有村里老人喊他下棋，他也不敢多言。偶尔家里孩子缠着他讲过去的事，他只叹气，摆摆手：“那都翻篇了，别学我，活得正气些。”

最后他老病缠身，走的时候村里没几个人去送别。家人收拾遗物，翻出当年他读书时的那本地理杂志，边角都磨成猫耳朵了。隔壁的邻居私底下唏嘘：“林老头那一辈子，也是被折腾惨了，本事早年怎么不用在正路上呢！”

林兆生的一生，其实就是“时代绞肉机”里的一颗齿轮。小时候几乎没人看得起他，熬出了名堂，却没守住心里的尺子。最后跌下去，不是因为没脑子，也不是因为没人帮，而是“权力”一上头，成了自己都不认识的那个人。他晚年常说：“千万别糊涂，见什么都想沾点光，最后啥都没有。”人这一生，不光要能吃苦，更得守得住底线。这悬念，其实到现在也没解开——假如没有那么多诱惑和推搡，他能不能把自己活出个体面来呢？咱们看着闹腾的社会，也许心里都有点数：无论走多高，毕竟得有根，安稳地站住脚吧。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