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崇祯干掉魏忠贤时，京城百姓在街头烧纸、磕头，说这是“贼宦伏法”。文官大快人心，连带地方上的士绅也都纷纷上书庆贺。

你以为他们真是为了“清君侧”？不，真正让这些人心满意足的，是一个阴影的散去：魏忠贤曾经摸到了他们的钱袋子。杀了魏忠贤，大明朝就不用再“交保护费”了。

可问题是，保护费不交，保护谁？保护辽东的炮台？保护陕西的荒田？保护一个靠着祖训和空话维系的税收体系？

说实话，魏忠贤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起码懂一件事——税要从有钱人身上收。

天启年间，魏忠贤拍桌子点名：苏州、松江、扬州的富商，杭州的织造局、南京的盐商，葡萄牙来的货船，上海起航的运银大户，一个不落，谁敢抗税，就抄家！

这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市场调节”，这是冷冰冰的命令：你吃肉，我就得有汤喝，兵要饷，城要修，东厂要养，辽东要打，钱不从你们这儿出，难道去跟灾民抢？

你说他狠？确实狠。他亲信税监林朝骥进苏州，谁家门不开，直接带着锦衣卫撞门。他手底下税监敲骨吸髓，搞得江南绅士恨得牙痒痒，可朝廷的银库却因此撑了下来。

史书记载：天启六年，国库银两突破两千万两，辽东三边军饷如期送达，连袁崇焕都说“边防未尝如此从容”。

魏忠贤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讲那一套“民为贵，君为轻”的道德说教。他把朝廷当买卖在做，讲的是收支平衡。

但崇祯不一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17岁登基，一心想当明君。刚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肃清魏党，废生祠、查内库、杀东厂、整税监——你说不对吗？对得不能再对了。可问题是，他下了三道诏书，把魏忠贤留下的工商税、矿税、海关税统统废除，理由是“与民休养生息”。

这听起来像话，但谁是“民”？张家大户是“民”，李家盐商是“民”，可西北那头，吃不上饭的佃户、三年没收到军饷的士兵，难道不是“民”？

魏忠贤之所以可怕，不在于他掌东厂，而在于他动了江南士绅的奶酪。你别看东林党当年在朝堂上一片“清议”，个个都是“天下为公”的旗手，实则他们就是江南富豪的代言人。

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自己就在苏州有绣庄，明面上痛斥魏忠贤“欺君罔上”，背地里巴不得魏忠贤死。

崇祯杀魏忠贤，实际上是杀了一个让江南人“不安”的制度。魏忠贤那套“富人出钱、军人吃饱”的逻辑虽然粗暴，但起码能让军队动起来。可崇祯呢？他一刀砍掉财政命脉后，靠什么打仗？靠念诏书？

1629年，皇太极绕过山海关，直捣北京。京城惊魂未定，户部一本折子拍到崇祯案头，说国库空虚，三边无银，辽阳缺饷，边军欲叛。

崇祯气得拔剑，怒斥：“兵部何为！”可问题不是兵部，是你崇祯把能征税的手砍了，还让将军去借米打仗？

这还不算最荒唐的。到了1630年，朝廷财政彻底崩盘，崇祯无奈重新征税，但又不好意思动江南富人，于是三道“新饷”应运而生：辽饷、剿饷、练饷，全加在百姓头上。

陕西的老农，前脚刚埋了因饥荒饿死的亲人，后脚就被催交“剿饷”，于是李自成、张献忠这些“饿出来的皇帝”，正式登场。

你要说魏忠贤贪，是，他贪；但他懂一件事：国家不是靠道德运转的，是靠秩序和利益维系的。他贪是贪，他拿的是“过路费”，却能让军队准时发饷，让辽东有大炮。

反观崇祯时代的东林党，一个个道貌岸然，笔头风生水起，奏折里写的都是“清流正气”，可战场上一个炮台也盖不起来。

更讽刺的是，当李自成兵临城下，东林党人还在朝堂上争：“该不该召吴三桂？”、“迁不迁都南京？”、“西洋红夷大炮是不是洋夷之器？”你看这帮人，一辈子没出过京畿，却操着天下大计，一边守着道义，一边耗光了帝国的时间。

崇祯在煤山上吊前，对着王承恩说：“文臣个个可杀！”他不是疯了，是终于明白了。他这一生做的每一件“对的事”，都被现实打了脸——杀魏忠贤对不对？对；废商税对不对？对；任用东林党对不对？也对。可这些“对”，加在一起，就是一个“错”：大明的崩溃。

魏忠贤的死，不只是一个阉宦的倒台，而是一个体制的崩塌。他代表的，是那套粗暴但有效的管理秩序——钱从富人来，命由军人拼，权靠皇帝撑。崇祯要的是一个道德洁净的大明，可现实告诉他，权力从来不是靠洁净赢的，是靠妥协和肮脏维持的。

天启七年，魏忠贤被赐死，百姓拍手叫好；崇祯十七年，崇祯自缢，百姓开门迎贼。中间十年，帝国从苟延残喘到轰然倒塌，只因为崇祯杀了一个“不能死”的人。

你说这是讽刺吗？不，这叫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