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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琛

9月23日，全国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的劳动争议部分在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当事人崔丽丽身着2023年出差遭性侵当天的衣物出庭，将其称作见证多年维权的“战袍”，其丈夫以代理人身份陪同应诉。庭审围绕停工留薪期工资等核心争议展开，崔丽丽将索赔金额追加至约200万元，双方均提交新证据，法院要求7日内提交质证意见，案件暂未当庭宣判。

全国首例性侵认定工伤案有何意义

事发酒店监控截图。

让我们回溯案件脉络：2023年崔丽丽因公司指派出差期间，遭公司实控人王某性侵；2024年4月，王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不久，涉事公司以“未遵守请假制度、无故旷工”为由将崔丽丽开除；2024年12月，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项规定，将崔丽丽因性侵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认定为工伤；2025年3月，劳动仲裁委裁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各项费用共计113万元。8月12日，崔丽丽向劳动争议案法官，提交恢复该劳动争议案的审理申请书并追加诉讼请求（2025年2月至9月22日期间的停工留薪期，8个月工资、50万元左右）。

此案的价值，在于打破了工伤认定“重身体损伤、轻精神伤害”的传统认知。天津市安定医院12次治疗记录与专业鉴定形成完整证据链，清晰佐证精神损伤与性侵行为的直接关联，而《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中的精神科目设置，为PTSD纳入工伤提供了制度接口。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裁决通过完整证据链明确商务宴请可视为“工作场所的延伸”，将“因工外出期间”的界定从物理空间拓展至工作关联场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姜颖教授指出，“这种解读更符合立法本意，工伤认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这个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保障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或者为了工作进行期间的人身安全、生命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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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传票。

企业责任的归位与惩戒，彰显了法治对职场权力异化的强力矫正。涉事公司在施暴者获刑后不久就开除受害者，本质是对职场权力压迫的纵容，构成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劳动仲裁113万元赔偿的裁决，既覆盖停工留薪期工资等直接损失，也清算加班费等历史欠账。这种惩戒逻辑与《民法典》第1191条用人单位责任条款形成呼应，打破“职场性侵属私人纠纷”的认知谬误。

此前，职场性侵受害者常陷入“刑事追责难、民事赔偿低、行政救济弱”的三重困境。本案中，王某获刑四年，但事实上，从维权到现在，她仅获得了2万多元的赔偿，远不足以弥补崔丽丽的身心创伤。而此案构建的“刑事追责+工伤补偿+民事赔偿”的救济模式，以工伤保险覆盖医疗费、误工损失等直接成本，以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补充刑事赔偿缺口，为破解职场性侵维权“立案难、胜诉难、赔偿低”困局提供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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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58页举证材料到两年坚守，崔丽丽的抗争早已超越个体维度。权利是需要争取的，而争取权利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塑造文明。崔丽丽的举动，打破了社会对职场性侵受害者的沉默规训，她的维权不只是个人的正义追索，更在为无数困于恐惧、难以开口的人开辟争取权益的可能。

崔丽丽走进法庭时，面对镜头，她展现的是一个拥有绝对尊严的女性的不妥协。我不禁想起周华健在《有光》里的歌词：“我明白你的从容，是知命也是真勇。”这世界上有多少不公平的遭遇，就有多少坚强不屈的抗争，为未来开辟更多安稳、明亮的生存空间提供可能性。

当崔丽丽走出法庭，那身“战袍”或许会被妥善收起，但它所点亮的法治火种，该在更多人的心里，烧得更旺些。因为我们能看见，我们周身的生态，正是因为这样坚持点滴凝聚的微小勇气，被照耀得更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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