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初

编辑｜张来

值班编辑｜宝珠

大疆、美的、海尔前脚刚“强制下班”，国家就出台了相关举措。

2025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公布，《方案》强调，要依法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3月17日下午，在答记者问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表示，针对反映突出的“加班文化盛行”等痛点问题，方案专门就“保障休息休假权益”提出了相关的举措，通过强化执行监督来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明确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同时鼓励弹性错峰休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中小学春秋假等。

近年来，在大城市、大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似乎正在得到改写。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也提出，“996”等长时间工作是非常不理想的，应当反对“996”超长工时制度，倡导“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个人时间”。

重新看待加班，重构工作伦理，正在成为一件要紧事。

01

强制下班，HR来赶人

在大疆深圳总部研发部门工作一年多的员工吴林告诉盐财经，他差不多是与媒体同步得知公司释出“提前下班”的消息。

2月27日左右，吴林先得知了其他部门有同事在晚上9点被“赶走”，“hr来一层一层地赶人”。从3月5日、6日开始，吴林所在部门也开始陆续收到消息，要求今后加班时间不能超过晚上9点。领导告诉他们，从此后在工作上需要“提效”了。

从那天起，每天晚上9点，办公楼还灯火通明时，HR或老板就亲自来工位赶人了。对同公司一些其他部门来说，“提前的时间可能更早”，吴林知道，有些更高强度的部门同事，常常会加班到深夜11点、12点甚至更晚。

《装腔启示录》剧照

在大疆工作一年多来，吴林的平均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左右，“活儿弄完了才能走”。入职时，写在合同里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00-10:30灵活打卡，下班时间则是晚上19:30。不过，一年来，吴林几乎从未在这个时间下班过。

吴林的工作常常需要与其他同事合作，“如果大部分同事都9点下班，很多工作就没法对接，就算要加班也没办法”。而他们部门是按照季度考评，因此，缩短工作时间会倒逼员工提高效率。

多出来的一个小时，吴林终于有了时间和朋友约夜宵、收拾房间，“以前这些事只能放在周末。”

不过，提前下班的消息是以非正式的方式下发到员工层的。“老板路过（工位）的时候会说一句”，并没有一次正式的会议或文件来传达工作时间的调整。从员工角度，吴林还是希望能有一个正式的通知仪式或明文规则，“否则会让人担心慢慢地会不会恢复回以前的上班时间。”

打卡上班 /《我，到点下班》剧照

企业强制员工在固定时间或之前下班，并非初见。2022年2月，微信也宣称试行“1065工作制”，即早上10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每周工作5天。当时，有腾讯微信事业群内部员工反馈，该部门其实曾经也是这个作息，不同的是，以前是“不强制要求加班”，如今则变成了“强制下班”。

2021年，腾讯旗下的光子工作室也宣布，为了鼓励员工“劳逸结合”和“提高效率”，工作室开始推行“强制不加班+双休”政策。彼时，“腾讯试点强制6点下班”的话题冲上热搜。

实际上，该工作室的新规其实只强调将周三设定为“健康日”，工作时间为早上9点半至晚上6点，到点必须下班。而其他工作日，员工的加班时间则不能超过9点。此外，“周末必须双休”。

从员工反馈来看，强制下班并不能对现有的工作状态造成本质改变。如果工作总量不变，即便离开公司，也不过是换个地方加班。

随时随地加班 /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这是不少现代企业尤其是新兴行业的特色，工作量与时间空间并不是严格挂钩的。在工位上的时间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工作时间，下班回到家，或是还在逼仄的通勤路上时，就已经在处理这天没做完的工作了。

就像加拿大史学家布赖恩·帕尔默认为的那样，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下，资本和技术创新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传统划分，时间变得越来越具有“报复性”。工人的报酬变成按任务量而非按小时计算，正如马克思很久以前指出的，“通过强制地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其自然界限。”

也像是吴林感受到的那种焦虑：提前把人从公司“赶走”后，该做的任务量仍然不变，于是不得不设法挖别的时间来完成它们。

难题交回给了员工。

02

自愿加班，告别了？

2010年以来，中国大大小小的互联网企业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疯狂生长。如今，几家大规模的互联网企业被坊间称作“大厂”，即规模和人员基数大、工作强度大，近几年来持续以互不相让的超长工作时间和居高不下的工作强度为名。

2019年，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白领996工作制专题调研报告》显示，全国范围内，有8成白领在加班，超7成白领无偿加班。企业对员工的无限加班要求，与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相关。

《2019年白领996工作制专题调研报告》显示，从不加班的比例不到两成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2025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222万。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教育带来的城乡与城际流动，让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企业拥有议价权，学历高、年轻且精力好的劳动力总在翘首以待。

早在1994 年，八小时工作制就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早在一百多年前，李大钊先生就喊出了“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的基本工人权益。然而到了今天，主导劳动力市场的仍然可能是货币原则而非法律原则。相比起耗时耗力的劳动仲裁，劳动者更害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

更何况，企业有无数方法可以让劳动者“自愿加班”。比如用绩效考核与提成代替固定工作任务要求，干得越多，拿得越多。“内卷”一词的诞生，最初就是带着一种道德色彩的，包含着对个人意志脱离集体共识的某种谴责。近年来，也不断有公司被曝出要求员工申请“自愿加班”“放弃年假”等等不合理条例。

更重要的是，当加班成为一种职场文化，个人意志便不再参与决策。就像“酒桌文化”那样，变成一种无形的多边人际关系力场，领导不走不敢走，同事不走不好走。不论反内耗、反焦虑文化多么流行，作为社会动物，对多数人而言，完全脱离群体环境来构建个人生活依然是困难的。

完全脱离内卷是困难的 / 《小舍得》剧照

一则发生于近期的教育领域新闻同样令人意外——不少大城市的高中开始实施双休，但这一新规却不只是引来赞许，也引来部分家长的反对。家长们的危机感，来自学生可能因跟不上进度而落后，来自“内卷”不过其他自主学习能力更强的学生。

不论是工作时长还是学习强度，人们都能找到一个开“业界先例”的代表者。比如军事化管理、高强度要求的学校，大多被称为“衡水模式”。而互联网行业的加班文化，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大企业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开先河者。

2019年，马云在一场演讲中声称，“996”是年轻人的“福报”。而就在近期几大企业宣布调整工作时间后，也有媒体记者采访了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后者坦然表示，“加班肯定得是自愿的，你去问创业公司加不加班，只有工作得比别人更努力，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周鸿祎口中的“自愿加班”，更多是从领导者或开创者角度，指一种事业的兴趣和野心。只不过，对大多数普通打工人而言，加班就仅仅是工作时长的变化，甚至是不断重复的、枯燥无味的机械劳动。

从马云、周鸿祎们的经验和立场来说，努力拼搏就可以收获回报，仍然是颠扑不破的公式。如今，充其量只是环境变得困难了一些，需要的只是更大程度的努力。毕竟，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半泽直树》剧照

不止在中国，放眼全世界，那些宣扬“狼性”文化的企业，都无不在向员工灌输一种与老板共感的等式：奋斗和努力可以换取个人的幸福生活。

2022年11月，埃隆·马斯克给全体Twitter员工发了一封邮件：要么致力于打造一个新的“硬核（hard core）”的Twitter，选择进入高强度工作状态，要么带着遣散费离开公司。如果员工不在某个特定时间前完成二选一，则将自动被解雇。

在此之前，马斯克自己已经开始践行了“hardcore”法则，他不仅每周工作120小时，连续几天睡在办公室，连邮件也是在半夜12点准时向全体员工发出。

如今，觉醒正在缓慢发生。2023年上映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对这种勤劳致富的骗局进行了一番讽刺，人们反躬自省，“内卷”这个词之所以遭到群嘲，因为普通打工人内卷带来的效益，与马云、马斯克等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就像周鸿祎理所当然地认为加班应该“自愿”，当然，如果能保证成果皆益于自己，劳动市场上是不会缺愿意加班的人的。

03

真实的自由瞬间

一个有些反直觉的现象是，现代企业对个人的操控性越来越强了。上班时间和加班时间，竟然都需要公司的强制规定。

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大卫·弗雷恩在2015年出版的《拒绝工作：抵制工作的理论与时间》一书中提到，“时刻在场、及时响应、随时待命”的现代工作，仍然盛行着通过严格计时器来管理劳动的“泰勒主义”，“工人继续被定时的、在微观上管理，并被利润驱动的生产系统强迫从事小的、重复性的任务。”

弗雷恩认为，在这样的工作情境里，人们在下班后也并不能得到真正的闲暇，“空闲时间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只要它仍然受到人们试图逃避的力量的引导”。

在如今的国内“大厂”之前，硅谷文化早已践行了这种时间上的把戏。二战后，西方国家知识工作者的比重不断提高，相较于劳动密集型从业者，“白领”们并不依靠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工作强度来创收。因此，企业开始注重员工的身心发展，试图为员工提供宽松的工作氛围、相对自由的工作空间，以期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和效率。

然而，一系列操作的效果，并不如看上去那样健康与和谐。商业研究机构Sage Business Researcher于2017年出具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那些推行无限制假期政策的公司，员工的休假时长反而减少了。公司提供免费餐食，也导致员工的上班时间也越来越久，休息间大多都是员工们熬夜加班时用来中途临时休息的。

国内好几家“大厂”，也都在办公楼内配备了完善的生活设施，从餐厅、下午茶到休息室、健身房甚至是泳池，足不出司，就能解决日常生活所需。

大厂配备了游泳池等设施 /《年会不能停》剧照

看似人性化的管理，其实反而合理化了“将生活融入工作情景”，变相加剧了员工工作与生活时空的混淆。不少企业还“贴心”地为超过晚上9点下班的员工报销打车回家的路费，送达关怀与变相鼓励加班一箭双雕。

2022年，“江苏一公司下班检查手机使用时长”的词条上了热搜。一名网友发文称，自己所在公司发通知，人事下班后需挨个检查员工的手机使用时长，还称关系到能否继续留在公司，“屏幕使用时间太短的，就要求拍电量。有一个员工被检查时说了这是违法的，但人事也只是笑笑说了句不知道。”

2021年11月，国美集团发布了一则“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定的处罚通报”，通报列举了旗下某公司具体楼层、具体员工在上班时间使用的非工作流量信息，并对该公司进行了“全员警告”。同年1月，杭州某公司也被爆出给员工发放高科技坐垫，该坐垫可以监测心跳、呼吸、坐姿等，被质疑有监视员工是否坐在工位之嫌。

公司权力对个人的入侵，不仅在于从工作时间到生活时间，甚至有时渗透到私人领域。比如2024年11月，胖东来集团作出规定，不允许自己的员工收取和给予彩礼，婚礼也不能铺张浪费。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于员工婚礼的要求

一时间，胖东来被诟病管太宽，但对企业内部来说，这也只不过是一种公司文化的构建，是把员工当作家人的做派。鼓励员工践行某种价值观，与鼓励员工加班、劳逸结合，都属于一种企业文化的建构，只是程度与效益的不同。

而并非每一种行为法则都受到可量化的任务成果来检测，在那些需要靠工作时长来证明勤奋程度的地方，时间本身就成了劳动力的等价品。唯有靠直观可见的，大量个人时间和空间的“在场”，才能证明自己的工作成果。即便这与现代性的核心之一效率背道而驰。

规训权力仍然在公司手里，“强制下班”“不许加班”等硬性要求，于是就可能会变得像学校里的课间操和眼保健操，名义上是供学生劳逸结合的休息锻炼时间，实际上却并能完全由学生自由支配。

“强制休息”的意思，是铃声打响后就必须放下书本和笔，在人潮中跑出教室，到操场上去，随着音乐整齐划一地抬手踢脚。这些所有的闲暇和间隙，都是为了更高的学习效率，为了作为整体的学校学生状态。

而真正的童年和青春，不在被恰好时间“最符合青少年身心发育”的几分钟课间操里，而发生在队伍末尾与伙伴嬉语打闹的偷闲片刻，在上课铃打响前跑去小卖部买包零食的窃喜。

在不确定未来的时代，只有这些真实活着的瞬间，是确定的。

-END-

视觉 | 阿车 顾芗

值班 | 陈慧

盐财经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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