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把印度放到全球粮食地图上——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出产的大米在中东餐桌上到处可见。

很多人就习以为常的认为，印度国内粮仓也应该很满，国民吃喝不会有压力。可翻开细节，真实的现状却令人意想不到。

先说一说印度的农业底子。

印度国土大部分是平原，季风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一路推上陆地，平均年降雨量大约一千二百毫米。

官方把年降雨低于七百五十毫米的地方叫干旱区。

要是把这条线移到中国，就算拿江南不少地方来说，年均也就八百毫米，只勉强跨过干旱线。

而印度的耕作条件同样惹眼，中国适宜耕种的土地约百分之十六点一三，印度大约百分之五十一点六一。

很多地区理论上可以一年三熟，看起来占据天时地利。

再看产出，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约六点二一亿吨，印度约二点五二亿吨。

那一年，中国人口约十三点七一亿，印度约十三点一一亿，人口体量相近。

可换算到人均，中国四百五十三公斤，印度一百九十二公斤，这个数值差距就很明显了。

把时间拨回到1961年，中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人均产量跌到历史低点，仍有二百零七公斤。

我们熟知的朝鲜，经常在舆论里被与饥荒绑在一起，人均生产量竟然也有大约二百八十公斤。

这些数据摆在一起，印度的矛盾就很直白：人均产出偏低，但仍长期净出口。

都知道印度的雨多，却集中在每年六月到九月。

几个月里水来得猛，洪水随时上岸；等到雨季一过，漫长的旱季接踵而至，干旱问题又来了。

那中国长江流域也有类似的气候规律，为何我们没有这种担忧？答案是因为我们有“留水”的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水库、渠道、泵站一茬接一茬地建，把丰水期的水拦下给枯水季用。

有了工程，就能把产量托住。

到印度这边，很多地方至今还在“看天吃饭”，对季风的依赖从田间一直延伸到厨房。

理论上一年三熟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没有灌溉网的田块只能停下来。

全国平均降雨虽然比江南更高，却因为留不住水，最后变成缺水，农民干等。

修水利要钱，要大把的钱。而且投入见效慢，账很难算。

大地主和地方资本如果判断这笔钱回不来，就不会把钱砸进地里。

机械化也是同一逻辑，地权碎、收益浮，重资产不敢上，阳光和雨水的好处停在地图上，难落在亩产里。

印度的天赋没变，产量却总像被什么东西压着。

2018年，俄罗斯优质小麦算上运输和仓储，每吨大约二百二十美元，折合每市斤差不多七毛五人民币。

中国同等品质的小麦最低收购价大约每市斤一块四，几乎翻倍。

差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政策托着的。得有收入让农民种得下去，才能让良种、农机、水利这些慢变量有落脚点。

中国也曾经试过松口气，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农业补贴少了，重心淡了，1998年至2003年，粮食产量累计下降约百分之十五点九。

直到2008年才回到十年前的水平。

那段时间，我们完全靠依赖国际低价粮，面临着不小的风险。

在今天这个价格体系下，都有人说种地不赚钱，那如果再把价格砍一半，还会留下多少种粮的人，土地谁来耕？

转回印度的出口，既然低价会打击生产积极性，为什么还能年年把粮往外卖？

原因不在“产得太多”，而在“国内买不起”。

农业最后要靠市场把粮变成收入，没有足够的购买力，粮食在国内转不动，生产者就去找付得起钱的客户。

国际市场愿意要，印度粮食就出海。结果就是有了“饥饿出口”这个矛盾的结果。

饮食结构把差距拉得更直观，1949年前后，中印人均粮食产量差不多。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一路拉开，长期维持在印度的两倍多。

肉类消费差距更大，有统计说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费量是印度的十几倍。

意思不是谁能吃，意思是谁能吃的更好更有营养。

有的人可以吃到肉，有的人多数时候只能靠主粮扛一天。

世界平均线摆在这，全球人均粮食产量大约三百四十三公斤，印度大约二百公斤。

2017年，非洲整体的人均消费量也在二百公斤上下。

印度出口前三与这些数字并排，看着别扭，却是真实的组合。

乌克兰被叫“欧洲粮仓”，却长期很穷，外汇从哪来？

从粮食出口来。

出口不等于国内吃不完，更多时候只是不得不换钱。

有人会问，中国为什么一边高价收粮，一边大量进口饲料？

逻辑很朴素，前者稳住基本盘，让地不撂荒；后者把肉蛋奶的供应提起来，让人们的餐桌更丰富。

技术要钱，工程要钱，补贴要钱，没有财力就只能在纸上画路径。

有了财力，路径才会变成一条条渠线、一台台收割机、一袋袋种子。

有些判断喜欢拿“进口多少、出口多少”做标尺，可账面流量说不了全部。

看一张餐桌，看一条街的早餐摊，比看一页报表更加生动。

对于贫民窟里的家庭，能不能买得起饭，比宏观口号更要紧。

印度的自然条件确实好，耕地多，雨水足，可人均产量低、出口多，同样是事实。

三件事实放在一起的时候，问题指向很具体：没有足够的水利把雨水留下来；没有一套组织和激励农业生产者把农业机械化铺开；没有稳定的价格和财政把农民留在地里；没有持续的收入让消费者买得起碗里的饭。

这些最后都会落在同一句话里：看着不错，吃起来难。

时间线往前拉，还有一些节点很关键。

1949年之后，中国“以工促农”的路径一步步搭起来，农业的骨架被钢筋水泥和制度一起托着。

2003以后，最低收购价、良种补贴、农机补贴、以奖代补这些词反复出现，种粮的收益稳定下来，粮食的底托稳住了。

印度不是不知道这些做法，是真没法在全国一体铺开，没有那么多钱那么多人那么多工程，它的天赋就停在了天上。

有一个极端场景：假如某一年发生粮食禁运，中国的进口骤减一亿吨，同时叠加巨灾或战争，国内减产过半，人均占有量大概率会落到接近今天印度的水平。

这不是吓唬人的设想，而是为什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必须盯死的缘由。

地在，粮就有机会从地上长出来；地不在，什么都没有。

印度的大米能在中东横着走，是农场主为了谋求更好的价格的结果，也是其国内购买力薄弱，缺乏灌溉网络，财政口袋太浅的结果。

把视线放回到田间地头，能看到更直接的东西：一台拖拉机要不要买，要看今年有没有补贴，明年有没有活干；一条小渠要不要修，要看谁出钱，谁维护；一块地要不要种，要看卖出去能不能把种子肥料和人工挣回来。

买和不买，修和不修，种和不种，背后都是能不能活下去的账。

账没法算清的时候，田就会荒，粮就会少，出口就会变成换钱的捷径。

好雨是好事，但雨季短就要学会存水；地好也是好事，但分布太碎就要把地凑起来；国际粮价便宜是好事，但不能让它伤害到本地的种粮人。

印度手里的牌并不差，差在把牌打成一盘稳局的那几步。

谁能把水留下来，谁能把地整出来，谁能把农民留在地里，谁才能掌握住餐桌，掌握住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