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8月15日，天朗气清。笔者独自一人西行前往颐和园，参拜一位长眠于此已长达774年之久的儒者——耶律楚材的祠庙。这座祠庙位于颐和园文昌阁旁边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在明清遗迹的金碧辉煌中显得无比凋敝孤零，有如它的主人一样，功而不显，湮没于世。
在元末，由于战乱影响，耶律楚材墓遭到严重破坏。至明代时，其尸骨又被重新发现、安放，在后世颇为文人士大夫所关注、敬仰，明末清初人王崇简路径此地，尝有诗云：“丞相遗坟知已稀，荒冈不似旧崔巍。空余祠址藏狐窟，无复苔纹绣石衣。耕叟驱牛依冢卧，东风流水落花飞。俯思一代名臣盛，徒有青山挂夕晖。”清代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诏重修耶律楚材祠，形成了现在所见的形态规制。乾隆皇帝亲自为耶律楚材题诗，且下诏立碑，以示景仰之情。碑文中有言：“论有元一代名相，必以楚材为称首”，评价之高，可谓罕见。
墓主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能在逝世五百年后受到如此高的关注与评价？让我们怀着这个疑问，回到八百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去追寻他的足迹吧！
一、游牧民族汉化的先驱
宋元更替，是自宋、辽建制以来所形成的游牧-农耕文明南北对峙的终结，代表北方游牧文明的胜利。作为新的入主者、蒙古高原上的原生民族，蒙古缺乏较为成熟的文明建设，制度的原始性与落后性在其南下初期即暴露无遗。然而正如马克思说过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女真政权均先后汉化，蒙古也无可避免的要走这条道路。在蒙古文明纳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道路上，汉族或已汉化的士大夫集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的主角耶律楚材即是其中的先驱。
耶律楚材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其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金朝臣子，后一阶段为蒙元之臣，主要历史贡献集中于后一阶段。他辅佐铁木真、窝阔台两代可汗，按照中原文明成果建构蒙古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蒙元立国和华夏文明的延续立下赫赫功勋。
他是辽朝东丹王耶律倍的后裔。其家族虽然是契丹皇室后裔，却在金朝世代为官，且汉化较为深彻。耶律楚材自幼博览群书，学识出众。在金朝曾任开州同知、左右司员外郎。在统治者受到北方刚崛起的蒙古威胁后，南迁开封，命他的家族留守燕京。
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蒙古破燕京，面对剧烈的局势转折，耶律楚材的思想陷入痛苦与矛盾当中：为什么战争屠戮如此之惨？如何看待即将发生的政权演替？自己应当入世还是避世？为了寻找答案，他参见了佛教界大家万松行秀。此时他专修禅道，将佛教思想扎根于内心当中。从此佛与儒成了他思想里最重要的两个部分，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叫做“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两年后，铁木真闻耶律楚材之名，特意召见。他决定北上大漠，从此他的仕蒙生涯开启了。
二、铁木真麾下的不得志
铁木真破燕京后自称是为辽人雪世仇时，耶律楚材表示自己虽然是契丹贵胄，但父祖都在金朝做官，与金朝统治者是君臣关系，哪里有臣向君复仇的道理呢？秩序在政治抉择上，他将所谓的契女之辩、契蒙之辨、华夷之别看的很轻，而注重纯粹的儒家君臣义理。
中国古代对于巨变之际儒臣的要求无非两种，一为“忠臣”，二为“良臣”（简单地说：前者遇国难而殉节，后者入新朝作贡献）两种道路的交叉口处选择了后者。既然不以节著称，则应忠诚地向新朝进言（唐时概括为“忠谠之言”）、积极地参与新朝建制当中，以实现政治抱负。
然而“忠谠之言”能否被采用、用多少，则不是耶律楚材本人能决定的了。
成吉思汗一朝，耶律楚材参与了西征、征西夏。他擅长医卜之术，故受铁木真重视。他曾借占卜之名止战，向蒙古统治者初步提出了马上得天下与下马治天下的区别。铁木真也将他留给窝阔台作为重臣。
不过，除了有限范围内的止杀之外，耶律楚材此时并未做出体制上的改革，蒙古军队的贪暴与嗜杀仍为普遍现象。成吉思汗本人终究只是对耶律楚材的占卜之术感兴趣，对儒家思想并无了解，更况论实践了。楚材因之而感叹“言轻无用自缄默，浮沉鹭相趋陪。”“泽民致主本予志，素愿未酬予恐惶。”等句，可见其心中满是愤懑与无奈。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索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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