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八年，大清王朝的属国——朝鲜国发动“壬午兵变”，在兵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朝鲜高宗生父李昰应，被旧式军人再次拥护上台，迫使朝鲜高宗发布“自今大小公务，并禀决于大院君前”的旨意。李昰应，第二次成为朝鲜王朝最高领导人。

继光绪七年，两宫皇太后之慈安太后崩逝以后，慈禧太后已然成为晚清政权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此时的大清王朝，虽然内外交困、摇摇欲坠，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但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和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三十年间，晚清政权得到了短暂喘息时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封建皇权社会出现了罕见的回光返照。 处于“同光中兴”时期的晚清政权，也罕见地出现了霸道的“高光时刻”。作为大清国的藩属国，李昰应未经大清国许可，就擅自发动兵变并上台执政，自然就成了晚清政权彰显“强悍”实力的最佳机会。

在大清国与朝鲜国的宗藩关系中，朝鲜王朝的君主须有清廷册封并赐予玉玺，方能正式上台执政。也就是说，朝鲜王朝的政权变动，必须经过清王朝的认可才行。李昰应上台执政的任性程度，明显挑战了晚清政权的权威。晚清政权此时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震怒了，派遣军舰前往朝鲜，强势抓拿李昰应并在李鸿章的建议下，将其圈禁于保定，永远不准复回本国！

李昰应被圈禁于保定以后，朝鲜王朝数次请求清廷释放李昰应，均未得到许可；甚至在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亲自出面向慈禧太后求情，也未能救出李昰应。 其实，慈禧太后之所以如此强硬的对待李昰应，并不仅是宗藩关系的约束在起作用，更非简单的国力炫耀，而是有着政治层面的深层考虑。

《清代野史大观》如此描述慈禧太后的深层考虑： 盖朝鲜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统，其事正与载湉之继载淳略同。那拉氏深虑奕譞他日恃皇帝本生父之尊，把持朝政，故先借昰应事以示威也。顾奕譞初不悟其意。 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希望通过对李昰应的严惩，狠狠敲打同为皇帝生父的醇亲王奕譞：将使天下有子为人后者有所警惕而不敢妄为耳。

慈安太后崩逝以后，慈禧太后虽然牢固掌握朝政大权，但随着光绪皇帝亲政年龄的慢慢靠近，慈禧太后被夺走大权乃至被彻底清算的可能性都在逐步增加。为了保证对晚清政权的绝对掌握，保证权力的延续，慈禧太后对于醇亲王奕譞这位皇帝生父的敲打，显得尤为必要。 事实证明，慈禧太后对于李昰应的严惩收到了预想效果。在李昰应被圈禁了三年的当口，醇亲王奕譞再次向慈禧太后请求释放李昰应，慈禧太后一句“吾此举正别有深意，非于李昰应有何仇怨也”，让奕譞顿时明白了其中含义，“战栗失色，伏地不起”。

达到预期效果以后，慈禧太后以接受朝鲜奏请的形式，颁布了释放李昰应的上谕，被清廷圈禁三年的前朝鲜王朝最高领导人这才返回朝鲜国，而此时的醇亲王奕譞依然“惘然若有所失”，绝无夺权打算。 参考文献：《清代野史大观》、《李文忠公全集》、《朝鲜李朝实录》、《清实录·德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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