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解朴

2月23日，德国联邦议院选举落下帷幕，在德“交通灯”政府早夭、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崛起、经济连续两年萎缩加之特朗普回归的背景下，本次选举及其影响备受瞩目。经过角逐，默茨领导的联盟党获胜，中间党派仍占主导，默茨即将成为新一任总理，但右翼民粹政党选择党和左翼党的支持率同时上升，德国政治碎片化延续、极化加剧。面对政治失稳、经济衰退，以及特朗普2.0给欧洲安全和经贸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压的局面，默茨能否带领德国走出泥潭？

2025年2月20日，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领导人默茨参加联邦议院竞选活动。

新政府难以做到稳定高效

本次大选有五个政党超过5%门槛进入联邦议院，联盟党以28.5%的支持率获胜；右翼民粹政党选择党创纪录地获20.8%的支持率，比上届大选增加一倍；朔尔茨领导的社民党以16.4%的选票获历史最差成绩；哈贝克领导的绿党以11.6%的支持率位列第四；位列第五的左翼党获8.8%的选票，比上届大选增加了将近四个百分点。而刚成立一年的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获4.97%的支持率，距离5%门槛仅“一步之遥”。自民党仅获4.3%的选票，同样未能进入联邦议院。德新政府大概率由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即“黑红联盟”），默茨成为新一任总理。

由于国内外形势逼人、“百废待兴”，组建新政府迫在眉睫，默茨在胜选后立即宣布与社民党展开联合执政谈判，但形成一个稳定高效的政府并非易事。社民党对于组建“黑红联盟”表态较为谨慎，这是由于每次与联盟党“大联合”后，因面临极端势力挤压、政策妥协压力和选民信任流失的挑战，社民党在选票上总会“吃亏”，此次选举失利后，在“为了德国稳定”的大旗下，社民党不得不参与组阁谈判。出于自身发展考量，社民党在谈判中会提高“要价”，走较强硬路线，尤其是在社会政策领域，联盟党可能需做出较大妥协才能完成组阁。

更重要的是，共识政治传统在德国政治中曾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为德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伴随着政党格局碎片化、政治极化加剧以及选民政治观念的转变，德国共识政治的传统被削弱。新政府组阁后，联盟党与意欲强大自我的社民党的意见分歧可能会频繁显现，若双方无法找到顺畅合作路径，或将再次成为默克尔时代的“停滞联盟”。另外，由于选择党在联邦议院（共630席）拥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席位，左翼党拥有64个席位，联盟党和社民党无法形成为推动关键改革而修改宪法的三分之二多数，即使绿党全票支持，也还差七票，这无疑会对新政府的立法形成掣肘。基于目前德国和欧洲面临的紧迫形势，联盟党和社民党在试探性谈判中达成了一项财政协议，希望将国防开支突破“债务刹车”限制，并为基础设施建设设立5000亿欧元的巨额资金。为绕开新一届联邦议院中选择党、左翼党的阻碍，两党决定利用过渡期的旧联邦议院表决。而该协议从谈判中的共识到实际生效，道路依然很长。

2025年2月23日，德国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正式开启，黑森林地区小镇古塔赫的民众开始投票。

提振德国经济是重点

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经济已经连续两年衰退。2023年和2024年德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下降0.3%和0.2%，这是自1950年以来第二次连续两年萎缩。有分析认为，德国经济今年也不太可能大幅增长，如果美国对其加征关税，德经济可能再次陷入衰退。

德国经济的衰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传统制造业优势逐渐被削弱，乌克兰危机导致能源转型成本高昂，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问题，国际经济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重塑等，也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

默茨认为强大的经济对德国至关重要，希望带领德国扭转经济颓势，重拾强劲增长。为此他提出一系列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削减社会福利、降低税收，特别是减少对企业征税，简化复杂的税制，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坚持“债务刹车”的财政纪律、减少官僚主义程序、放松对劳动实践的规定、反对德国退出核电，主张通过降低能源价格促进企业创新，保障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经济性，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在产业政策方面，强调减少对外国关键技术和产品的依赖，尤其是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提高德国经济的所谓“独立性和安全性”。

默茨对于提振德国经济、增强竞争力的理想和勇气令人瞩目，但政策在短期内能否奏效还有待观察。德国目前面临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阵痛，必须放弃那些已经没有前途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夕阳产业，迅速培养新的增长点，而这一调整时间可能长达几年。另外，德国还面临专业劳动力短缺、能源价格高企、产业用地不足的问题。德扭转经济颓势的着力点是盘活其传统制造业的优势，德国在这一领域拥有精湛的工艺、较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但需要融入新的商业模式，实现转型也尚需时日。

重塑欧洲领导者角色更加积极

默茨胜选有望改变朔尔茨政府在欧盟“不作为”的状态，德国在欧洲的角色亦会转向更为积极的政策塑造者,其目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重塑欧洲安全框架，调整对美政策。

大选结束后，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默茨会为国防增加欧盟债务吗？》的文章，该文认为欧盟希望默茨迅速回应国防政策问题，尤其是推动欧盟共同债务以支持军事采购的问题。德国因其较低的债务水平和较强的财政能力被视为关键出资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暂停债务规则，鼓励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但需德国通过改革“债务刹车”或设立特别基金来支持。

默茨本是一个大西洋主义者，但如今却遭遇了想要打破跨大西洋联盟的特朗普冲击波，对此，默茨主张欧洲需“激进地”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甚至探索替代北约的欧洲防务框架，应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默茨曾表示，将寻求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也做好了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若美国减少在欧军事存在，德国或欧洲需加速自主防御建设，同时协调欧盟成员国提高国防开支至GDP的2%以上，并计划在欧盟特别峰会上推动共同防御预算、军事工业合作及与英国和法国合作实现核共享。欧盟委员会提议暂停债务规则以支持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但德国因“债务刹车”机制（赤字上限为GDP的0.35%）面临国内财政约束。默茨可能接受有限度的欧盟共同债务，如特别基金，但需与执政联盟达成妥协。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财政立场将影响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的军费分摊意愿。

为重塑欧洲领导者角色，默茨首选重启德法轴心以强化在欧盟内部的领导力。默茨胜选后迅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协调立场，访问法国，修复朔尔茨时期两国的冷淡关系，推动双方在防务、能源、数字主权等领域达成共识。德法还将共同致力于欧盟议程设定，如联合主导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支持农民利益；推动数字主权发展，如加强云基础设施建设；调整能源政策，解决核能地位争议。面对变化中的乌克兰局势，默茨强调欧洲需做“最坏打算”。

短期内，德国可能通过推动欧盟共同防御和协调对华战略重获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但长期需平衡跨大西洋关系、维持内部团结及经济稳定。德国能否真正成为欧洲“领头羊”，将取决于默茨能否在自主与依赖、安全与增长间找到可持续路径。

对华“去风险”与务实合作并行

新一届德国政府对华政策将继续基于对中国的“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来制定，并延续“去风险”政策。相较于朔尔茨，默茨对华态度较为强硬。默茨多次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和“安全威胁”，主张减少对华经济依赖，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审查5G、基础设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对华投资。他还支持欧盟层面的对华贸易防御措施，如对中国电动汽车征税，强化所谓“经济安全”。默茨曾对中小企业表示“在中国投资是一项风险极大的决定”。

社民党对华相对务实，若“黑红联盟”上台，德国对华政策走向会较为务实，但在涉及所谓“经济安全”领域将趋强硬。德国企业界重视对华合作，呼吁默茨在安全与经济利益间寻求务实妥协。对于急切带领德国经济走出泥潭的默茨来说，重商逐利必定是其选择的道路。默茨认识到中德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德国的汽车、化工等支柱产业仍深度嵌入中国市场，完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对德国经济也将造成巨大损失，中德经贸合作的分量以及德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也决定默茨不会将中德关系“搞砸”。因此，经过磨合期后，默茨可能会在保持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寻求更平衡、更务实、更可持续的中德合作模式。

德国的对华政策走向还受到由中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作为重要参与方共同构建的多边国际体系的影响。默茨主张建立欧洲对华政策联盟，尤其加强法德合作，以增加对华谈判筹码，减少单边依赖。为此，他可能推动欧盟制定统一对华战略。另外，美国若对欧发动贸易战，可能迫使德国或欧洲软化对华强硬立场，转向经济平衡策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