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斯·泰勒，前特朗普政府国土安全部官员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任后的最初三个月内，其政府已将数十位曾批评他或反对其政策的前官员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2025年4月，特朗普指示司法部对曾在其首届政府任职的迈尔斯·泰勒与克里斯·克雷布斯展开调查，原因是二人公开反对其政策，并纠正了他关于2020年总统选举的虚假陈述。此外，特朗普还撤销了在2024年大选期间公开批评他的顾问和退役将领的安全许可。

乍看之下，这类举措似乎是一场有组织的个人报复行动。但作为研究民选威权主义领导人崛起的政治学者，我们认为，特朗普动用司法部打击那些敢于对抗他的前官员，目的远不止于报复。此举更在于通过震慑作用，阻止现任官员违抗其意志。

不仅仅是报复

与所有总统一样，特朗普亦需倚赖忠诚的盟友以推动其政策议程。多数总统通常选择长期朋友担任要职，以确保政策执行力。例如，小布什的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便是在与其合作数十年后，成为白宫核心圈成员。

但若欲实施权力的集中与延伸，现任领导人还需盟友保持沉默，甚至公开支持其巩固权力的努力。

以萨尔瓦多为例，总统纳伊布·布克尔的立法盟友于2023年通过法案允许其竞选连任，尽管该国宪法明确禁止总统连任。

回顾历史，特朗普于2021年1月卸任，正是因为关键共和党官员拒绝了其推翻大选结果的企图。时任副总统迈克·彭斯在面对由特朗普煽动的暴力威胁下，仍拒绝配合其推翻大选的要求；而佐治亚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珀格同样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再塞入1.1万张选票”的非法请求。

2022年10月13日，华盛顿特区播放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佐治亚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珀格通话的音频录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官员最初均是在未获特朗普背书的情况下当选。这意味着他们对特朗普的依赖程度较低，因而在权力运作中更少受到其影响。他们更可能将对宪法的忠诚置于对特朗普的个人忠诚之上。

攻击强化忠诚

在威权体制中，忠诚并非源于长期信任。威权领导人不必依赖与自己有多年共事经历的盟友。

例如，在1930年至1961年拉斐尔·特鲁希略统治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约翰尼·阿贝斯就是从墨西哥籍的无名之辈被提拔而来，自1958年起领导独裁者的镇压机制。

对威权领导人而言，最大挑战是找到能无条件听命于己者。最合适人选往往是那些若无领导人提携，便难以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的人。

正因为如此，那些无法凭自身能力晋升的政治人物，唯有通过效忠领导人才能维系权力与地位。这种忠诚并非出于信念，而是出于生存的需要。

失败政客的名单

这种逻辑解释了为何特朗普大量任用在选举中落败的政治人物。

例如，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莉·洛夫勒虽曾短暂担任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却在2021年首次参议院选举中败于拉斐尔·沃诺克；退伍军人事务部长道格·柯林斯则在同一周期中，于佐治亚州参议院初选中败给洛夫勒；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丹·邦吉诺于2016年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共和党优势明显的选区内，未能赢得国会初选。

珍妮恩·皮罗在2006年纽约州总检察长选举中落败。美联社照片/迪玛·加夫里什

此外，还有珍妮恩·皮罗——特朗普提名担任关键联邦司法职位的人选，其政治生涯早在20年前就因涉嫌“策划抓奸”事件而被联邦调查，且在2006年纽约州总检察长选举中败于安德鲁·科莫。

特朗普还任命了两位在民主党内竞选总统失败的政客——图尔西·加巴德与罗伯特·F·肯尼迪 Jr.，分别出任国家情报总监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

对于这些难以通过民主选举获取权力的官员而言，唯一的仕途依赖便是紧随特朗普脚步。正因如此，他们即便面对违法命令，也更可能表现出不动摇的忠诚。

一旦这些亲信被安插进联邦执法机构的关键岗位，操纵选票、干预选举的行为也就更容易被执行并成功。

特朗普政府对泰勒与克雷布斯等前共和党官员的打击，进一步加剧了此种趋势。这一行为释放出明确信号：对于现任官员而言，若敢于违背特朗普或拒绝执行非法命令，将面临严重后果。

攻击亦波及反对派势力

当然，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打压并不仅限于内部的“叛将”。攻击目标亦延伸至诸如大学、独立媒体及律师事务所等外部机构。

研究威权主义政权的经验显示，此类攻击的目的在于削弱独立机构阻止选举舞弊的能力。

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通过修改宪法、弱化司法独立，并进一步调整选举规则，以确保其2022年连任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他在未能控制一所大学后，迫使该校全体师生流亡海外。

通过打压反对者并奖励忠诚者，领导人得以排除异己，巩固统治基础，从而在制度层面确保权力的延续。

作者：乔·赖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埃里卡·弗兰茨，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