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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分期，虽然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国才正式立为诸侯，但实际上，魏斯在周天子承认魏国为诸侯之前的22年，已经自称为侯了。

魏桓子死后，其孙魏斯成为魏氏宗主，就是后来的魏文侯。

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年在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他首开战国时期任用布衣卿相之风，任用了李悝、翟璜、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等。

《吕氏春秋·举难》：

“魏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

在他的治理下，魏国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战国初年，魏国独霸中原。

1、魏斯称侯与得国

周天子承认魏国为诸侯之前的22年，即威烈王二年（公元前424年)魏斯已经自称为侯，即魏文侯。是时，晋国国君已经非常衰弱，晋幽公的辖地只剩下绛和曲沃两个邑。

绛是晋国的国都，曲沃是国君发祥地宗邑，晋国其余的辖地皆入韩、赵、魏三家。

公元前419年，魏桓子卒，其子魏斯即位。

《史记·魏世家》记载：

公元前416年，“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

但是在同一部书，《史记·六国表》记载：

威烈王五年（公元前421年），“魏诛晋幽公立其弟止”，即说魏文侯以兵平息了晋国的内乱，改立了晋幽公的弟弟，是为晋烈公。

《今本竹书纪年》卷下：

“六年晋大夫秦赢贼幽公于高寝之上，魏文侯立幽公子止。”

到底是“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还是“魏诛晋幽公”，我们已经无籍可考。晋国的这场内乱，也许就是魏文侯策划，派“盗”或者说是“晋大夫秦嬴”杀死晋幽公，然后以诛晋乱为名出兵，再立晋幽公的弟弟止为国君，即晋烈公，这样魏文侯就更容易控制晋国全局了。

这个事实说明，智氏被灭之后，在韩、赵、魏三家中，魏氏最为强大，因此魏文侯才能出兵平息晋乱。

魏文侯五年（公元前441年），诛杀了晋幽公，又立了晋幽公的弟弟晋烈公，至此，魏斯基本控制了晋国政权的全局。

孝公十七年（公元前372年)，孝公卒。其子静公俱立。静公二年（公元前370年)：

“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侯，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

《索隐》引《纪年》云：

“桓公二十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已后更无晋事。”

韩、赵、魏三家在晋国君尚在时就已经称侯，当然其时晋国国君已经非常卑弱，在晋幽公时期，其辖地就只剩下绛和曲沃两个邑，而此时更是弱小。

终于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69年），或静公二年（公元前370年)，韩、赵、魏三家灭晋侯，三分其地。晋静公迁为家人。至此，晋国灭亡，“晋绝不祀”“以后更无晋事”。

一个春秋时期的霸主强国，最后灭亡在自己臣下的手中。从此韩、赵、魏三家被称为三晋，成为三个诸侯国。

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国都。

魏国，国都设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安邑故城）。

安邑，是晋悼公为了奖励魏绛献“和戎”之策，而赏赐给魏绛的。魏绛得到安邑之后，就把魏氏家族的治所迁徙到了安邑。

《史记·晋世家》云：魏绛“徙治安邑”。魏氏建立魏国之后，因安邑是夏禹初建都之地，亦称“夏墟”。大约魏氏希望能够得到夏王朝的王气，故把国都建在安邑。

魏国占据的是旧晋最肥沃的核心地区，其疆域在今晋东南（晋城、运城一带）、豫西北、豫北（焦作、新乡、安阳一部分），陕西东部（今合阳、华阳、商洛地区)，并向东南发展。

韩国，在韩宣子与赵、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县之后死去，其子韩贞子即位，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把韩氏家族的治所设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北)。建国之后，国都仍在平阳。韩国的疆域包括今晋西南、豫中。

赵国，国都最初在中牟。《史记·赵世家》《正义》云：“邺即相州荡阴县西五十八里有牟山，盖中牟邑在此山侧也。”这个中牟，在今河南省鹤壁市境。

旧晋解体时，赵得到的土地最多，其疆域包括山西中部、河北中部、河南北部、陕西东北部等。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魏文侯斯是战国时期第一个称霸中原的诸侯国君。

2、三晋领袖魏文侯

战国初年，魏国独霸中原。

这个时期，魏文侯尚贤、知礼、尊重周天子：并且实力强大，南胜楚国，东胜齐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封之为上卿。

魏文侯得到周王室“上卿”的名分，对他的霸业是如虎添翼，很有益处。

公元前408年，三晋联合，受周天子之命伐齐，其中的翟员是魏国之帅。

但这里三晋为什么是受“王命”伐齐呢？

魏文侯已经是周天子的上卿，他受周天子之命带领韩、赵前去攻打齐国。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在当时是很理直气壮的，也是莫大的荣耀。三晋底气十足地攻打齐国，一直攻入齐国的长城。这次战争，三晋取得全胜。

魏、韩、赵三国皆是从晋国母体中裂变出来的诸侯国，因此魏侯总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出现，对韩、赵两国持团结的态度。

魏文侯对韩、魏两国的不和，持一种高高在上的劝解态度，使得两国对魏国产生一种敬意，使魏国具有了三晋领袖的地位。

战国初年，三晋在很多时候是在魏国的领导下联合对外的。

楚悼王二年（公元前400年)，时代刚刚进入战国，三晋联合伐楚。

《史记·楚世家》记载：

“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四年楚伐周、郑，杀子阳。九年伐韩取负黍。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

魏文侯三十二年（公元前414年)，“伐郑城酸枣，败秦于注”，《集解》引司马彪曰：“河南梁县有注城也。”

三晋迅速向外扩张，韩灭郑国，占领了河南中部；赵攻取了卫国的50多个城邑，占领了河南北部。

三晋败齐军后又向南攻楚。魏武侯五年（公元前391年)，三晋大败楚军于大梁、榆关。

公元前371年，魏武侯又攻占楚国鲁阳（今河南鲁山）。魏国占领了河南中部之地，拥有了绝对优势。

魏文侯被周天子封为上卿，田齐之所以名列诸侯，也是靠魏国的帮助。

田太公和三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

“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

由于魏文侯已经在诸侯各国之中显示出自己的实力，田和欲立为齐侯时，需要魏文侯为之说情，才能得到周天子的同意，使用周王室的纪年。

魏文侯、魏武侯事实上成为诸侯的霸主。不过，魏所领导的这些国家(韩、赵、齐等)，已与春秋小国不同，魏不能取得贡纳聘享的利益。

所以，《吕氏春秋·举难》说：“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霸。”

3、魏文侯任贤使能

魏文侯是战国史上第一个养士和任用布衣卿相的诸侯国君，是第一个对政治和经济进行改革的国君。魏国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重用贤能之士，迅速强大，战国初年已独霸中原。

魏文侯是战国初年最早认识到贤能之士的重要性、也是能够任用贤能之士的诸侯国君。

《吕氏春秋·察贤》云：

“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天下之贤主岂必苦形愁虑哉，执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时则万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厉去矣。”

卜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孔子死后子夏在西河教授生徒，为魏文侯之师。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

有人认为，子夏少孔子44岁，此时子夏已经是一个100余岁的老人了。

但是在周天子承认魏国为诸侯之前的22年，即威烈王二年（公元前424年）魏斯已经自称为侯，即魏文侯；而且魏斯称侯之前，晋国已经形成六卿、四卿、三卿执政的局面，最后才形成了三家分晋。

春秋战国之交，也许与秦始皇焚书有关，很多史籍被焚，故这个时期史籍所记载的年代较为混乱。但是子夏曾是魏文侯之师，魏文侯向子夏学习儒家学说，很多史籍都记载了此事，当无误。

魏文侯纳谏如流，对于有利于治理国家的言论和建议皆能虚心接受，特别是对于贤能之士的意见更是如此。

子夏是魏文侯之师，魏文侯在很多方面受益良多。

田子方是魏文侯之友，魏文侯受到的礼敬。

田子方对魏文侯的执政态度确实有所补益和纠正。

（汉）刘向《说苑·尊贤》还记载：

魏文侯十七年（公元前429年)，太子击见到田子方，下车而趋，子方不理睬，坐乘如故。太子很不高兴，认为自己是富贵者，田子方是贫穷者，为什么如此骄傲？

田子方曰：

“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大夫骄人而亡其家，富贵者怎么敢骄傲？”

太子将田子方之语告诉魏文侯。

魏文侯叹曰：

“微吾子之故，吾安得闻贤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土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乐羊，三年而中山为献于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进于此者，吾未见以智骄我者也；若得以智骄我者，岂不及古之人乎。”

魏文侯对田子方等贤能之士毕恭毕敬，引起了魏国公室的不满。

公季成谓魏文侯曰：

“田子方虽贤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与之齐礼，假有贤于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

魏文侯尊重不做官、不食俸禄的贤人段干木，而对自己的相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应该说是有其道理的。

由此可见，卜子夏为魏文侯师、田子方为之友、段干木受到魏文侯之礼遇，此三位贤士高人均没有做魏文侯的官，但是都对魏文侯的政治有所裨益，皆为魏文侯所尊重。

在魏文侯时期，士或者可以说是“贫贱者”的地位是很高的。当然“贫贱者”的地位之所以高是因为统治者的尊崇。

当时的名士李克（悝）、翟璜、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惠施等都到了魏国。

4、废除世卿世禄

魏文侯开战国招贤养士和任用布衣卿相的风气，魏文侯在这些贤能之士的帮助下，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立了可以自由任免的相和守令。

李悝，魏国人，一说是卫国人；有的史籍上记载是李悝，有些史籍上记载是李克。

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在魏国进行改革。

李悝是魏文侯的相，人称法家之鼻祖。战国时期，自魏国李悝变法开始，各国都开始进行改革变法，如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废除世袭制，采取任用贤能的政策，皆是在李悝变法的基础上进行的。

国君世袭，而军功、事功大臣不世袭，这本身就是对国君权力的加强。战国时期，诸侯各国还用限制封君，限制贤能之士，控制军权、法律等形式加强国君的权力，从而使诸侯国的王权走向专制。

春秋时期，以晋、齐为主的诸侯各国曾经实行任用军功贵族的政策。军功贵族得到大片的采邑，成为世袭的采邑主。军功大族拥有采邑上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包括土地、人民和武装，享受采邑上的赋税收入，在采邑上组织自己的私卒家兵。

当采邑主的权力威胁到国君的时候，形成尾大不掉之弊病，就会对国君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

战国时期，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历史现象给各诸侯国君的心中投下了长长的暗影，为了杜绝权臣的出现，他们采取了废除世袭制度来加强自身的权力。

李悝首先在任人制度方面进行改制，废除世卿世禄，即世袭为官的制度。

《说苑·政理》记载：

魏文侯问李克（悝）曰：“为国如何？”对曰：“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对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竿琴钟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由此看来，李悝的“夺淫民之禄”，就是要废除一世有功为官，万世皆荣的世袭制度，摒弃军功世袭大族对政权的把持。

李悝的“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即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国策的制定，不仅大大减轻了国家的无用负担，也使那些靠着父辈功劳而享用荣华富贵之人失去了政策的依靠；如果自己没有能力，就不能再享俸禄而是逐渐落入下层。

李悝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的国策，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商鞅曾在魏国为宦，由于不得志，西走秦国，在秦国进行变法，由此把李悝变法的内容带到秦国。吴起曾为将于魏国，因被谗害，逃到楚国，在楚国进行变法，由此把李悝变法的内容带到楚国。

商鞅变法中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制的军功爵制，按军功大小授爵位和俸禄。如果宗室没有军功，则削去宗室属籍。按功劳以明尊卑、爵秩和等级，从而确定其占有田宅、臣妾的多少和服饰的等级。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中有“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吴起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奉养有功将士的做法，都是李悝变法的内容。

5、李悝作《法经》

李悝集诸国之刑典，作《法经》。作《法经》是李悝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其法也是相当残酷的。

李悝所作《法经》主要可分为盗贼、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踰制等部分。

（1）正律：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子；杀二人者，籍其家，并且包括其妻子和母亲。

（2）盗律：如监守自盗者，是为大盗，诛。偷看宫廷者，膑，即剔掉膝盖骨的酷刑；拾遗者刖，即砍掉脚，因为有偷盗之心。

（3）偷盗符玺之律：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

（4）淫禁之律：古代夫有一妻二妾其刑（月或），（月或），古无（月或）刑，可能是断耳之形。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宫，是古代一种对女子特别的酷刑，即椓窍。椓窍，椓的原意是指拴牲畜的木橛子；窍，应该是指女性下体。椓窍，就是用这种木橛子摧残女性阴部，其狠毒程度可想而知。

（5）城禁之律：如果有人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

（6）赌博之旅：博戏罚金三，市太子博戏则笞，如果再犯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

（7）不准聚众，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

（8）金禁，即受贿罪；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

（9）犯禁，即违反等级罪，大夫之家有诸侯所用之物一件以上者，族灭。

（10）具律，即具其加减；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武侯以下守为魏法矣。

以上之法，是不限制魏武侯的，魏武侯以下的所有魏国臣民都要遵守，魏武侯可以超脱法律之外，“武侯以下守为魏法矣”。

《法经》原本虽然早已失传，但它曾由吴起从魏传到楚、由商鞅传到秦。

《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刑法》：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着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

李悝所著《法经》，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王者之政”，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维护王权的成文法典。

法家是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派，对先秦社会及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宋代大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杂记》中说：

“律令者自魏李悝、汉萧何以来有之，历代相传，皆以律书为本。”

尽管历史上有人对李悝有一些负面的评价，但李悝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李悝所作的《法经》是中国历代法律的蓝本。李悝是中国法家学派的鼻祖。

6、大力推行耕战之策

李悝曾为上地之守令，在这里大力推行耕战之策。

《韩非子》卷九《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李悝断讼以射。”

《韩非子》卷九《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战射也。”

上地，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皆有上地，如有韩国上地，后为上党郡；赵国上地等。

魏国的上地，初为黄河的上游之地，后当为上郡，在今陕西榆林市南。

由于上地与秦国接界，李悝任上地之守，不敢有任何松懈之意；李悝欲民皆习射，于是下令：如果有狱讼打官司者，令其射箭，“中之者胜，不中者负”。这样上地之人皆习射，日夜不休，当与秦人作战时，大败秦人。

“李悝断讼以射”，这样的断案标准，未必值得推崇，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刺激了民众的习射热情。

李悝在魏国的上地推行耕战政策，与吴起一道成为魏国西河边境的坚强屏障，不仅为魏国守卫了西部边陲，而且不断地为魏国扩疆启土，为魏国在战国初年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悝奖励耕战的政策，是商鞅在秦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的蓝本。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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