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烬余录（大学生活）

九、观察世相

当张爱玲乘坐的客船靠近香港的码头时，她的心也如海浪扑打的船舶那样七上八下，迎接她的该是怎样的生活呢？香港给她的第一印象是浓郁的商业气息扑面而来，就像她在后来的一个中篇小说中描绘的那样：“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蹿上落下，在水面上厮杀得异常热闹。”

她很快捕捉到香港这座比上海更殖民化、更国际化的都市的文化特色，那就是古今中西文化、人格、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混杂与“犯冲”。不过，她对此并不惶惑，反而有一种专心观察的乐趣。何况她是以一个单纯的大学生的身份来到这里的，她并不需要在这“犯冲”的氛围中“突围”。远离家庭，对于大多数少女而言，总难免有离愁别绪，思念之苦。而对于爱玲而言，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加之她在小学和初中、高中都有住读的经验，因此，在港大的学习生活期间，她有一种如鱼得水的快乐。

她曾坦率地说过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但在回忆大学生活的散文《烬余录》中，她把自己和同学的生活写得十分生动有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把她童年少年阶段那些与母亲在一起的短暂时光看作她人生之旅中的一些零星闪现的快乐亮片，那么，香港则是她青年时期快乐人生的第一站。试想一个刚刚脱离家庭的沉重羁绊和遗少的高压，一个刚刚驱散因父母不和带来的心灵中的愁云惨雾的年轻女子，在香港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在大学这个生动活泼的环境中，无拘无束、洒脱自在，其心境的反差该有多么巨大啊！张爱玲有如一条久晒沙滩的鱼重返大海，如久拘笼中的鸟放归山林，如从黑暗的深井爬到艳阳的光环中，如从冰冷的坑里跳到温暖的怀抱，她是快乐而忘情的。

凭伦敦大学的及格证书，张爱玲于8月29日在港大注册入学。她入住的女生宿舍是圣母堂（即今天香港宝珊道8号），本是一所刚开办的修道院，却在新学年开始时接纳了60多个女生。港大当时只600来名学生，女生占五分之一，圣母堂就住了一半的女生。爱玲读的是文学院，全院专职兼职教师有20人，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许地山就是文学院的教授，许地山于1935年经胡适推荐来港大任教，他也是港大开办以来的第二个华人教授。他是一个通才，除了文学创作与研究，哲学、宗教、音乐、服饰等无所不通。他力主改革此前港大文学院重诵读记忆之教学模式，倡导思想型、通识型课程，为港大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亲自开设了宗教、服装等课，张爱玲后来写的散文名篇《中国人的宗教》《更衣记》等在选题和观点表达上受到过许先生的启迪。甚至有人认为，张爱玲小说《茉莉香片》中那个被聂传庆视为理想父亲的言子夜教授，留过学，穿长袍，身材瘦削，就有许先生的影子。这篇小说的主题就是：“寻找父亲”。

张爱玲格外发奋用功。她有着美满的计划，做的仍然是红蓝色的英国梦。她希望通过刻苦的学习，取得好成绩，以便被保送到英国去留学。港大的教学方法是灵活多样的，可供选修的科目也很多，这给她的收益颇大。教授在讲台上并不多讲，只提纲挈领，点到为止，好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通过到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自己对比钻研，写出对问题的看法和个人的结论。有时学生去教授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疑点，教授再有针对性地启发和点拨。这种形式往往比在课堂上收获更大。在考试时，也不太拘泥于课堂笔记和讲义，而较注重学生自由抒发，自我发挥。这种教学方法，对思路活、读书多、有天分的学生来说，特别有吸引力，也特别有长进。张爱玲认真听课、读书，用心揣摩每个教授的心思和要点，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一个教了十几年书的先生十分感叹地对张爱玲说，他从来没有给过像给张爱玲考卷上那么高的分数。

张爱玲也十分得意于她在港大的成绩。在港大，她参加征文比赛，获奖金20英镑，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大体相当于香港一个普通员工一年的收入。港大文科二年级有两个奖学金被她一个人独得，一个是尼玛齐的捐赠奖学金（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另一个是何福奖学金（Ho Fook Scholarship），颁给第二年考试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不仅学费、膳食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爱玲满心欢喜，不仅因有远大的前程，而且还因为这样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她是提着母亲用过多年的旧皮箱来香港的。有一次获奖后，她高兴地用奖学金为自己买了几件漂亮衣服。港大的有钱人的子弟多，张爱玲则是全靠母亲的有限的资助，所以她平时并不乱花费。在她来港时，母亲和姑姑托工程师李开弟做监护人。这是她们在英国认识的老朋友，曾在曼彻斯特大学工程学专业攻读学位（后来成了爱玲的姑父，不过已是四十年以后的事了）。李先生后来离开香港去重庆，改托他的一个在港大教书的朋友做监护人。

爱玲在港大学业上的另一个收益是英文水平有很大提高。三年期间，她几乎不用汉语写作，说话交流、做笔记、写文章尽量用英文。甚至连书信也是如此。她给姑姑、母亲的信全用英文。她们的英语程度相当好。每收到姑姑在漂亮的粉红色复印纸上写下的漂亮的英文书信，她不仅看信的内容，也认真领会其表达方式。爱玲起初练习用英文给她们写信时，很有些不自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她的英语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逐步达到了老到浑成、炉火纯青的水准。她还选用过1938年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的哈尔赛女士的畅销书With Malice Toword Some中的一篇：《谑与虐》。这些英文训练为她后来在上海以卖洋文为生奠定了基础，也为她50年代再度赴港，60年代赴美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英文系主任对张爱玲的英语水平评价极高，认为比美国人还地道，还有文采，连连称奇。中外优秀作家的语言感悟力向来是超群的。

张爱玲有时也画画，与好友一起品评交流。她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画家，但她没有专心于此，她更迷恋文字的魅力，因而对画画有所荒废。对此，生性敏感的她，说过一段令人警醒的可与任何关于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之类的格言相媲美的话：

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一迟就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十、密友

爱玲并不是死读书的“书虫”。学业给她带来愉快，用功之余，她也是快乐的。与同学们在一起看人、谈天、游山玩水、品尝点心、品评衣着，她也乐不可支。对于这个未来的名作家来说，在大学期间，给她收益最多的不是教室和图书馆，而是香港（包括港大）的社会日常生活，尤其是后来发生的“一二·八”港战。霓虹灯、大酒店、影剧院、各式各样的奇妙故事、欧风美雨、文化犯冲，不同的风习，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的来自东南亚和英国的女孩子，都给她深刻的印象。对这些情景人物，她在上海也有些接触了解，但她的主要生活空间是张公馆和教会学校，所接触的范围要小得多。是香港为她提供了观察人生、体悟人性的极佳时空，而她此时亦开始了有意的观察和体悟。

港大同学来源极广，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有来自英国的，也有来自大陆的。学校的本地学生大都是圣斯提反书院毕业的，一个个都是阔小姐。有一位周小姐的父亲与爵士齐名，买了一个离岛盖别墅。有一天她请全宿舍同学去她家别墅玩。张爱玲没有去，原因是——

这私有的青衣岛不在轮渡航线内，要自租小轮船，来回每人摊派十几块钱的船钱。我就最怕在学费膳宿与买书费外再有额外的开销，头痛万分，向修女请求让我不去，不得不解释是因为父母离异、被迫出走，母亲送我进大学已经非常吃力等等。修女也不能做主，回去请示，闹得修道院长也知道了。连跟我同船来的锡兰朋友炎樱都觉得丢人，怪我这点钱哪里也省下来了，何至于。我就是不会撑场面。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习，在校园中也显示出不同的性格。在有一年的暑假里，一群与爱玲一样无家可归或不愿归家的姑娘引起了爱玲的观察兴趣。她们本来就住在一幢宿舍，有所认识了解也不难。来自泰国曼谷的玛德莲，会跳妖媚的庙堂舞，“然而家乡的金红煊赫的神离这里很远了。玛德莲只得尽力照管自己，成为狡黠的小奴才”。

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同学大都有一段修道院教育。爱玲从金桃表演的马来爱情舞和她对服装与面子的敏感中看出：“她生活里的马来西亚是在蒸闷的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另一个马来西亚姑娘丹女，别人认为她天真。“天真”到时常想到被强奸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爱玲觉得：“她的空虚是像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背景，没有传统。”从个人看到了民族，看到了文化，爱玲的观察精细，分析精当，表达精妙。

有一天，宿舍里来过小偷，一群小女孩的反应不是恐慌，而是欣喜兴奋，像过节一样。她们平时无忧无虑，当遇到小偷一类社会不良的丑恶的现象出现在她们身边时，她们感到了刺激。一个个拥到爱玲的房间门口，叽叽喳喳地问：“爱玲小姐，你丢了什么吗？”充满了期待和喜悦。爱玲不忍扫她们的兴，但又确实没有丢东西，只好歉意地告诉她们。她们略带失望地走了，爱玲却陷入了沉思。她觉得她们的快乐是单纯的甚至单调的，没有边但也显得空洞。虽然在香港较在上海充实快乐，但张爱玲仍然不是很喜欢主动与人交往。“我是孤独惯了的”，多年后她回忆说，“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别人一样。”依然是一个有主见、有个性的人。

只有在一个人面前是例外——在港大，爱玲还结识了一个此后相好了几十年的女朋友炎樱。炎樱的母亲是天津人，父亲是锡兰人（今斯里兰卡）。父亲长年经商，家境富有，后来在上海开有珠宝店。她个子小而丰满，有着圆圆的脸蛋、黝黑的皮肤、会撒娇的眼睛。她的性格也是热烈的，给人的感觉永远是火辣辣的夏天。张爱玲常称赞她生得美，一种“大气”的美。她本名叫“莫黛”（Fettina Mohideer），“莫”是姓的音译，黛是因为皮肤黑。后从老师那里得知日本有一种专吃梦的兽叫“貘”，遂改“莫”为“貘”。貘如其人，梦幻而刺激。

可是“貘黛”读来不太好听，有点像“麻袋”，于是又改名为“貘梦”。张爱玲给她取名为“炎樱”，热烈而灿烂，神形兼备。炎樱也觉得张爱玲的名字不好听，总称她为“张爱”。

港战期间，由于战争特殊空气的感应，爱玲画了很多画，由炎樱着色。有幅画炎樱全用不同的蓝绿二色，使爱玲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古典意境。

这两位女同学，一个热烈，一个沉静；一个娇小丰满，一个高挑清秀。乍一看，外貌和性格反差很大，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形成了心理上之互补效应。何况两个对音乐、绘画、文学、时尚等等这样一些偏重于精神性生活的东西有共同的爱好，她们之间的交往也是审美性的。炎樱形容张爱玲总说其人“斯文”，是个“小姐”，属于仕女型，是她母亲以淑女教导的成果。但她一笑即大笑，这一点她忘了母亲的训导。虽然她们两人性格相异，相处却融和，从无争吵。除了有一次，炎樱在港大时一清早，泼冷水在张爱玲头上，故意将她吵醒。这次张爱玲发脾气了，高叫道：“Damn you！Damn you！”1939年夏天，张爱玲与炎樱结伴自上海去香港。船停在上海港口时，客厅中对座有一妇人，说她很易晕船。年轻的炎樱，听后即以肩膀摇晃起来，她身旁的张爱玲问她何事，她悄声说：“别管，跟我摇。”于是两女孩就联袂左右摇摆起来。摇了不久，对面妇人就站起来，说她晕船，须回房休息了。其实那船停在港口，还没启程呢。五十年后炎樱回忆起这场恶作剧，仍是乐不可支，坐在车里，也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叫人忍俊不禁。可见脱离了父母羁绊的张爱玲，也会有像个顽童的一面。

有一天炎樱说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请她看电影，要爱玲陪她一块去。爱玲觉得别人请的是炎樱而不是自己，这样去不合适，因此不答应。但炎樱再三说：“没什么，不过是我父亲从前一个老朋友，生意上也有来往的。打电话来说听见摩希甸的女儿来了，一定要见见。”“摩希甸”即Mohideer，炎樱的父姓。于是，爱玲随她同往。到了中环电影院，门口已经有人迎上来，是一个高而瘦的五十多岁的男人，穿一套已经过时的泛黄的白西装。炎樱把爱玲介绍给他说：“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不料他神色窘极，快速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往炎樱手上一塞，咕哝了一句“你们进去”，就匆匆往外走。炎樱忙叫：“潘那叽先生，你不要走，我们去补张票。”但他连连摆手，又递上一个纸包，转身消失在人群里。炎樱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打开纸包，见是两块夹糖鸡蛋的煎面包。爱玲觉得过意不去，好东西吃不进味，电影也看不进去。两人中途退场。路上炎樱说起了潘那叽的身世。他是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是个生意人，与宓妮结婚。宓妮的母亲原是广东一家人家的养女，先跟一个印度人，第三次结婚跟一个叫麦唐纳的苏格兰人，所以自称麦唐纳太太。她认识潘那叽，硬要把大女儿宓妮嫁给他，他也很喜欢宓妮。但宓妮只有十五岁，在校读书，不愿嫁人。母亲骑在她身上打，硬逼嫁人，但很快就离了婚，宓妮把儿子带走了。从此潘那叽先生做生意老蚀本，一蹶不振。后来爱玲还见过宓妮和她的母亲。麦唐纳太太人高马大，六十多岁还很注意打扮，还有一双会调情的眼睛。望着这个一辈子靠与男人姘居生活的女人，爱玲也想着这类女人的命运。没有名分，没有太多的奢望，但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委屈，凭着自己的几分姿色和多次涉足男人世界的经验，更凭着朴素的生活愿望与能力，她们也“充实”地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后来，张爱玲以麦唐纳太太、宓妮、潘那叽等人为原型，写了她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连环套》。追溯其起因，则是这一场难忘的看电影的经历。

十一、港战中

香港战争的爆发，彻底毁灭了她的留学梦。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穿着花格裙子的苏格兰士兵狼狈败退，英军毫无士气，不堪一击。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九龙半岛，之后又威逼城中，英军退守港城，双方隔海炮战，炮弹满天飞舞，夹杂着机关枪和手榴弹。香港惨遭血与火的洗刷。相持了二十多天，英军弹尽粮绝，又无支援，于是在山顶上竖起白旗，投降日军，战事遂告一段落。

炮战期间，人们不敢外出，纷纷抢购粮食，以防挨饿。但仍饿了不少人，爱玲和她的一班爱吃零食的女友们自然也跟着吃苦挨饿。《流言·烬余录》中她曾描绘停战后人们又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是记录战时香港居民心态的传神之笔。

因为战争，香港大学受到炮火的重创，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了，她的一个个优异成绩化为灰烬。而且她连一张毕业文凭也没拿到便不得不结束学业，重返上海。仿佛命运之神故意要捉弄她，使她永远不能走科班出身的循规蹈矩的读书求学之路。爱玲回忆说：“我在港大的奖学金战后还在。进港大本来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战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国惨胜，也在困境中。毕业后送到牛津进修也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结果我放弃了没去，这使我的母亲非常失望。”从这话的表达口吻来揣摩，在香港摆脱了日本人的魔爪之后，爱玲本来是可以继续她的学业的，但她没有去。她虽然仍有挂怀，但没有后悔，失望的是母亲而不是她。那时的张爱玲已是著名作家，大红大紫，还在热恋中，她此时没有了当学生的心境。

港战打响后，学校停了课。爱玲和同学们参加了守城救护之类的工作，不仅可以解决膳食问题，而且可以填补因无所事事带来的空虚，于是她们纷纷当上了防空队员和救护员。当防空员时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她看见了一本《醒世姻缘》，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图书馆的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一颗颗炸弹落下来，越落越近。张爱玲心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这一帮单身女郎，真是情态各异。一位女华侨，平时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衣装，但她没有打仗时应该穿的衣服，这是她在战争中的最大忧愁。说来是个笑话，但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女性心理，令人无限感慨。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小美人，入学时天真得可以，问解剖尸体时死人穿不穿衣服。飞机一响，她就拼命喊叫，歇斯底里，吓得大家面无人色。战时粮食供应不够，也正因为不够，便有人努力地吃，张爱玲称之为健康的悲观。炎樱，在战争中欣然自乐，冒死上街看电影，在被流弹打碎玻璃的浴室里边洗澡边大声唱歌，像是在嘲讽众人的恐怖。人们都想到过死的可能性，而一旦真的有人受伤，众目睽睽之下的伤者因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而颇为自得。更有不少女孩子为驱散战争恐怖要抓住一点儿真实的人生而匆忙结婚了。战后香港报纸上的征婚广告密密麻麻，缺少工作与消遣的人们都提早结婚了，仿佛两个人在一起比独身一人更容易驱散战争的恐怖的阴影，但这似乎也降低了对精神的需求。食与性成为最基本、最真实的人生内容。男女同学之间的道德感也松弛了。学生们似无所事事，成天在一起烧饭、打牌、调情——带着绝望伤感的调情，有一次算一次的调情。男生躺在女生床上玩纸牌，大清早就闯入女生宿舍厮混。清晨的静寂中，不时传来娇滴滴的“拒绝”声：“不行！不嘛！不，我不！”其他人习以为常，绝没有大惊小怪，也无人愤愤不平。死里逃生的人的贪欢，人人都能理解，人人都会同情。透过这些故事，爱玲惊讶地发现：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

“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这是一个敏锐独到的人生见解。它不同于平面地从时代、环境等外部因素观察社会的历史学家的眼光，而是文学家们特有的人性的视角。

当看护期间也有不少趣闻。她偷空看小说，也看着伤员们的种种怪异行为。伤口怎样发脓，怎样因长新肉而欣喜自怜，怎样以捉米虫而打发时光。有的病愈而走，有的死亡而终。一个又一个冻白的早晨过去了，人们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她的一个英籍教授战时投笔从戎，没能死在战场上，却因未及时回答己方哨兵所问口令而被打死了。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她感叹道。她最寒心的是人性的扭曲，情感的浪费，生命的无辜。港战使她眼界大开，她不停地思考着生活的价值，先前对人的认识也得到了实证和矫正。她觉得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似乎仅是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就是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的生活圈子，但却这样难，几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空袭和警报、逃亡与坚守、伤兵和死尸、正义与自私、求生和求爱、人性与兽性……港战前后极大地丰富了张爱玲的人生经验。她回忆这段生活的长篇散文《烬余录》是现代文学中精细刻画战争中的人性和人性的战争的精彩篇章。它的结尾也是一段名言：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香港，是成长期的张爱玲体悟人性的“圣地”。港战，给了她观察人性的良机。她的人生观开始在形成，在成熟。对个人的志向偏于写作方面亦有了信心。“张爱玲的香港故事，呈现了奢华与衰颓、浪漫迷魅和精神堕落并置的复杂图景。这个岛屿，为张爱玲眼中深受传统制约的上海中国人，提供了一面扭曲的镜子；相对于所扎根的上海，香港成了她的自我‘他者’。多年之后的1952年，当她被迫离开上海时，她别无选择再次前往香港，并以之为试图开启新文学生涯的临时基地，尔后再移居美国。可以说，是香港，才令她后来的文学写作成为可能”。

但她此时并不急于动笔，她还在锤炼自己的英文表达能力。在香港三年多时间，她惟一的中文写作是一篇五百字的散文《我的天才梦》。

1939年冬，在读大学一年级的张爱玲看到上海出版的杂志《西风》上有一则有奖征文，题为《我的……》，字数限定在五百字以内，首奖为法币五百元，真是一字一元共约值一百七十元港币。张爱玲动了心，她想了一个别出心裁的题目：“我的天才梦”，从立意上，就比“我的妻”“我的朋友×××”“我的××故事”等有诗意、有超越感。张爱玲没有稿纸，就用普通信笺，写完后，一五一十地点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涨。务必要删成四百九十多个字，少了也不甘心。”改好后，兴冲冲地寄出去了。

当时她和同学住在法国修道院办的女生宿舍，每天分发邮件是在餐桌上。一天就餐时，爱玲收到了杂志社的信，信中说她得了首奖，她拿给从天津来的同学蔡小姐看，蔡小姐又兴奋地传给了别的同学，满桌传观，像中了头彩一样，同学们都为她高兴。

不久杂志社又寄来全部获奖名单，爱玲一看，全然不对。第一名换成了别人，写的题目是《我的妻》，爱玲被排在了第十三名，属荣誉奖，正奖只取前十名。从下一期的《西风》上得知应征者有六百八十五人，大学教授、大中小学学生、家庭主妇、社会职员和失业者都有来稿。还看到了得首奖的文章，写夫妇相识经过与婚后贫病的挫折，字数长达三千字。杂志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评奖时不计字数。征文后来结集出版，用的就是《我的天才梦》的题目。张爱玲的“天才梦”并不会因这个小小的挫折所影响，她的文学天才梦已经做得很久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