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文人的地位始终较为尴尬，这也与文人的性格有着直接关系。部分文人经常自命不凡，喜欢在自己专业性不强的领域发出一些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论断，部分论断凭借着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变得极度扩散，甚至会对法令、律例的大方向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在古代历史上，因文人的“论断”而直接导致社稷危亡的例子不在少数。清人洪亮吉曾说：“秦之亡，亡于赵高，实亡于叔孙通一言。” 秦二世在位的时候，对百姓施加暴政，民不聊生。陈胜、吴广本是被派去戍边的士兵，因为暴雨而逾期，他们害怕受到惩罚，就掀起了起义。谁知他们的揭竿而起竟引起了苦秦久矣的天下苍生纷纷效仿，其中不少人还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另外的则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反抗秦朝的队伍中。这些人已经占领了很多城池和土地，秦二世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

那时，叔孙通只是秦朝廷的一个待诏博士，秦二世听说打仗了，就召集像叔孙通这样的儒生们想对策。有三十多个博士儒生们都说：“兴兵聚众就是造反，请陛下速速派军剿灭。” 可秦二世一听这话就上火，自己当上了皇帝就有人造反，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叔孙通见秦二世面有怒色，赶紧站出来，对那些博士儒生说：“你们都错了，如今天下一统，陛下英明神武，百姓们日子过得好着呢，怎么会造反？那些人不过是偷鸡摸狗的盗贼，很快就会被官兵捉住的，不算大事，用不着兴师动众。”

秦二世听了叔孙通的话，舒服得眯起了眼，他问那些博士儒生，到底是造反还是盗贼，回答造反的都被抓进了监狱，而回答盗贼的则平安放回。可见当时的文人叔孙通的话语产生了多大的能量！尽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痹症累积已久的大秦，社稷早已摇摇欲坠，但叔孙通的一言又何尝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大秦亡于叔孙通的一言，那么大明则亡于众文人所营造的“反对议和”的舆论环境。明朝末年，面对清朝的崛起和挑战，明朝风雨飘摇时，崇祯皇帝想和谈，但文人清流们不同意。“有好几次机会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但明朝一批文人就说，绝对不要谈，谁谈谁是卖国贼，皇帝也不敢公开提谈判的事。崇祯皇帝曾派兵部尚书私下跟清朝谈判，消息泄漏之后，兵部尚书就被杀了，当时根本没有人再敢动这个脑筋了。”

其实，清朝皇太极屡次向明朝提出议和，即使当清军势力壮大，多次攻入明朝腹地，崇祯已无法招架之时，皇太极仍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农历五月，皇太极诚心接待了马绍愉等明朝来使。他甚至已经初步划定了两国的边境线，只等崇祯皇帝点头，就可鸣金收兵，各安其政了。

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他在信的末尾说：“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奉旨派马绍愉与清朝议和一事为百官知悉后，朝野为之哗然，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迫于压力，崇祯将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后又下令将陈处死。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经于事无补、无法挽回败局了。

事实上，明朝在与清朝的军事对峙中，崇祯也非常清楚明朝的势力，一旦硬碰硬只有国破家亡，因此也多次主动议和，但最终的议和又因屡屡受到文臣的指责而失败。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明朝清高的文人在议和问题上大都缺乏冷静思考，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架子，居高临下地与人打交道。

朝野上下一直把清军看成是国贼凶寇，只能扫荡，不可言和，谁议和谁就是“损威辱国”“诅师养寇”，谁就是“祸胎”，将“酿无穷之衅”。若当时的文人能够放下架子，冷静思考，从长计议，明朝败亡时间至少可以后延几年，甚至有可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无奈的是：崇祯死后，那些明朝清高的文人只能吞下国破山河在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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