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三年,天生星变之祸,需老臣挡之,方可免厄。 数匹快马,自京城而出,携带圣旨白绫,直奔安徽定远,那是韩国公、曾经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的家乡,宅邸占地数百亩,田连阡陌,家中人口近百人,好一派钟鸣鼎食之家的景象。 七十七岁的李善长,满头白发,曾经不怒自威的脸上,布满了老人斑。看到天使来到,颤颤巍巍地跪下接旨,表情古井无波,似乎早已习惯了皇帝时不时地折腾,只是这次的圣旨,便是最后一次了。
“知其谋反而隐匿不报,岂非二心,赐死!” 李善长并没有听太清楚前面的内容,只听到了最后面两个字,随着他身体如遭电击般僵住,所有的家人也陷入死一般的沉寂,继而曝出震天的哭声。 良久,李善长才艰难起身,哆嗦着接过圣旨,喘着粗气道,“老臣接旨!” 李善长手捧白绫圣旨,模糊的双眼用力睁开,看着不停痛哭、喊冤的家人,缓缓说道,“如若我之一死,能免尔等之身,又有何不可?” “本以为死时必会极尽哀荣,不想却是白绫一程,也罢,左右不过是老朽无用!” 李善长蹒跚着步子,缓缓走进房中,早已心神失守的众人,皆不知所措。 可惜,朱元璋并未让李善长如愿。 斩草必除根,李家七十余口,只有李善长的两个孙子,跟公主成亲的李芳、李茂得以活命,却也失去了荫补之恩。一代名相,就此落幕。 那条盘踞在京城的真龙,自此再无掣肘。 滁州城中初相遇,惺惺相惜奠王基 李善长出生在安徽定远,家里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不愁吃穿,还能让他读书。读的还是法家学说,说过的论断大部分都成为了事实,后来就当上了乡里的祭酒,也就是举行什么仪式的时候,代表群众去敬酒的差事,慢慢就有了名气。 当时的元朝等级观念严重,汉人想做官难如登天,李善长也一直这么蹉跎着,直到朱元璋带兵来攻打滁州,他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主动前去拜见。
朱元璋前期也是只有武将没有文臣,而且听过李善长的名声,表现得非常礼貌,寒暄过后,就抛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这天下什么时候能平定?” 李善长自然是成竹在胸,不疾不徐地说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汉高祖刘邦起与寒微,但知人善任,大度豁达,约束部下,严肃军纪,五年就平定了天下。而今元廷纲常已乱,民心尽失,倘若可以学习高祖,平定天下绝非难事!” 朱元璋跟刘邦一样出身低微,自然听的是心花怒放,当即留下了李善长。 李善长的确有两把刷子,不但能作为参谋献策,更把后勤搞得井井有条,这在打仗的时候,可是非常重要的两项才能,很快就赢得了朱元璋的充分信任,经常自己带人出去干仗,把家留给李善长看着。 有一次,朱元璋驻军和阳时,自己带着大部队主力去攻打鸡笼寨,只留了少部分兵力给李善长看家。元军打探后派兵来偷袭,被他一通埋伏给打了回去,从此让朱元璋更加放心他的本事,管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此后李善长青云直上,成为朱元璋手下文臣第一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也成为了朱元璋集团的指导纲领,就这么一路歼灭群雄,成就不世之功。 李善长,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巅峰。 大明开国相位坐,丹书铁券难回生 天下初定,百废待兴,那时的明朝,外有蒙古余患,内有无尽民生。新朝、新制、新的麻烦。也是朱元璋文武最和谐的一段时光。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文武功臣,李善长获封韩国公、中书省左丞相、授丹书铁券,可免死两次,儿子免死一次,可谓荣宠之至。当时封公者,不过也就六人,民间知名度最高的刘伯温,都没这个资格。 成为文官第一人的李善长,性格也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战争时期,他宽宏大度,调和文武,总督粮草,布告安民。都需要在各方斡旋,必然要公心为上,不偏不倚才行。但现在却变了个样子。 他的权威,除了皇帝,不允许任何人冒犯。参议李饮冰、杨希圣不过稍微忤逆了他的意见,就被他上奏折给罢免,制定律法的时候,刘伯温跟他起了争论,竟然丝毫不顾大臣体面,当庭辱骂,这让生性谨慎的刘伯温很慌,赶紧请求告老。 随着汪广洋、杨宪、胡惟庸等人相继落马,李善长却依然坚挺无比,所作所为也变得傲慢无礼,朱元璋生病,他不来问安,竟然连当了驸马的儿子也不知道来看看,这一切都在滋生着皇帝的不满。
胡惟庸案发后,有大臣弹劾李善长也参与其中,朱元璋说李善长跟我认识那么早,帮我那么多,我怎么忍心让他晚节不保呢? 按理说,皇帝这么给面子,作臣子的,无论如何也该上个感谢的折子,或者进宫面见,表达一下感激之情,皇恩浩荡。可李善长仿佛觉得理所当然,毫无动静。 朱元璋又不开心了,但还是忍了。可李善长却作个没完,退休后修房子,竟然写信给汤和,调了三百士兵来干私活。汤和虽然给了兵,但也给朱元璋打了小报告。后来,李善长又为牵连胡惟庸案的亲戚丁斌求情,不想却彻底葬送了自己。 丁斌此人,以前就在胡惟庸的家里上班,了解很多事情。审来审去就扯上了李善长,说胡惟庸数次派人游说李善长,谋反事成后,让他当淮西王。而李善长并未多言,只说了一句,等我死了,随便你们。 种种迹象表面,李善长都心怀不轨,首鼠两端,恰逢天变,应上老臣,朱元璋顺势就赐死了李善长,并且还杀了他全家,也就有了开篇那一幕。 狡兔死尽走狗烹,太祖改制心思重 李善长之死,是在胡惟庸案发十年后,说明在朱元璋心里,他属于可杀可不杀之人。一案可杀万人,每次大案,在锦衣卫的操作下,都会成为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剑,想干掉谁,就能干掉谁。 胡惟庸虽然死有余辜,但以谋反论处,却是疑点重重,按照官史的论断,是胡惟庸邀请朱元璋去家里参加活动,提前埋伏了兵甲,朱元璋被提醒后登高一看,才发现了府中的士兵,这才大怒下令株连。
这就编得有点过分,早在胡惟庸死的时候,他的罪名跟谋反其实关系不大。而是擅权结党,不守人臣之道,主要表现为架空皇帝,封锁消息等等,这当然已经够死一百遍了。 李善长同样如此,他已经是垂垂老朽,哪怕胡惟庸造反成功,他的地位又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而且刀山火海中一路杀过来,会觉得造反跟玩似的,那么容易? 毕竟,大家都是聪明人。所以,答案只有一个,这都是朱元璋的设计。 首先,为什么最终都定成谋反罪? 因为丹书铁券上写着,可以免死,但是谋反。也就是其余的罪名可以免死,谋反的话还是不行,这就是最终的解释权。洪武大案,诛杀的大部分都是有丹书铁券的功臣,不这么搞,岂非影响朝廷信用? 其次,为什么十年后才杀李善长。 李善长年迈,且早早归乡,跟朱元璋感情肯定也有,本来是可以不杀的。但架不住李善长作为淮西勋贵的首领,哪怕退休了,也一直在施展自己的影响力,胡惟庸就是他一手给推到丞相位置上去的。
还有调兵修房子的事情,汤和作为朱元璋的发小,同样的开国元勋,竟然冒着违制的风险,也不敢拒绝李善长的要求,而是选择了打小报告。可见在淮西派的心中,李善长这个大哥,永远是你大哥。 远在老家,还能影响朝局走向,调动将领,如此影响力,岂能让朱元璋放心?他又怎么得到他真正想要的。 那么朱元璋到底要的什么?加强皇权,废掉丞相制度。 丞相制度从汉代开始,一直属于和皇帝分享权力的机构。皇权与相权之争,也一直不断地在上演,可皇帝终究是一个人,没办法处理那么多的事情,所以丞相也就代代存在。 而朱元璋的经历,注定了他天然对官员不信任,李善长、胡惟庸、杨宪等人的所作所为,又加深了这个印象,既然谁都当不好,那就干脆不要了。
于是中书省裁撤,六部提级,直接对皇帝负责。
皇帝自然是大权在握,生杀予夺。所以,如果一个大臣的诸多行为,都已经威胁到了皇帝,而这个大臣又不自知,或者说又不以为然,那么这个人,注定会走向悲剧。如同李善长一样,虽然是大明开国的第一功臣,可成了一个威胁后,还是要被连根拔起,不留余地,以免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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