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明

一、引言

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使得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愈发关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3》显示，中国最富有的10%人群掌控全国68%的财富，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一群体承担的实际税负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强化高收入群体税收调节的背景下，中国亟需审视现有税收体系的不足，探索符合国情的改革路径。

二、中国富人征税现状：制度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一）税制设计的结构性缺陷

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虽采用3%-45%的超额累进税率，但在实际执行中，高收入群体通过复杂的税务筹划大幅降低税负。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23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中，工资薪金所得贡献占比高达62%，而资本所得、经营所得等富人主要收入来源仅占比28%。这种税负结构导致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的主要承担者，与“多得多缴”的税收公平原则相悖。

在资本利得税方面，中国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仅对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等征收20%税率。股息红利所得虽实行差别化税率，但实际执行中，大量股息收入通过多层股权架构设计实现避税。总之，难以对富人的财富形成有效调节。

（二）征管体系的薄弱环节

税务部门在征管能力上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富人低税负现象。现金交易的普遍存在、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缺失，使得税务机关难以准确掌握高收入群体的真实收入。近年来曝光的明星、网红偷逃税案件显示，部分高收入者通过设立空壳公司、签订阴阳合同等手段，将个人收入转化为企业经营所得，利用核定征收等政策漏洞大幅降低税负。据估算，中国每年因高收入群体避税导致的税收流失规模超千亿元。

三、国际经验对比：多维视角下的差距剖析

（一）美国：完善的税收体系与高效征管

美国构建了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到遗产税的完整征税体系。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37%，高收入群体实际承担的综合税负约在28%-33%之间。同时，美国对长期资本利得按20%征收，并对高收入者加征3.8%的净投资收入税。此外，美国拥有全球领先的税务稽查系统，通过与银行、证券机构的数据互通，实现对高收入者收入的实时监控。其成熟的信用体系和严格的法律惩戒机制，使得高收入群体的避税成本极高。

（二）欧洲：高税率与强监管的结合

法国对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群体，在45%个税基础上额外征收3%的“巨富税”，同时开征财富团结税（ISF），对净资产超过80万欧元的家庭按0.5%-1.5%税率征收。瑞典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高达57.1%，配合高额社保缴费，高收入者实际税负超过50%。这些国家不仅税率较高，还建立了完善的财产登记制度和跨国税收协作机制，有效防止富人通过跨境转移资产避税。

（三）日本：精细化的税收调节机制

日本建立了“所得税+居民税+遗产税”的复合税制。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45%，高收入群体实际税负约在35%-40%。在资本利得方面，对股息、利息等资本所得按20%税率单独征收；遗产税采用10%-55%的超额累进税率，对超过3亿日元的遗产征收高额税负。日本通过完善的税务代理制度和严格的申报审查流程，保障了税收政策的有效执行。

对比发现，中国高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仅为名义税率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全球范围内，多数OECD国家前1%高收入人群贡献了3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美国前1%高收入人群更是贡献了40%的个税总额；而在中国，前10%高收入群体的个税贡献占比不足35%，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四、加大中国富人征税力度的必要性与潜在争议

（一）必要性分析

从社会公平角度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长期徘徊在0.46左右，超过国际警戒线。加大对富人征税力度，能够直接增加二次分配的资金池，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提供更多资源，缩小贫富差距。

在财政收入方面，中国财政收入中，间接税占比超60%，对企业和消费的依赖过重。通过完善富人征税体系，预计每年可新增税收收入2000亿 - 3000亿元，有效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税收公平性上，当前税收体系中，工薪阶层与高收入群体税负失衡问题突出。提高富人实际税负，既能体现“多得多缴”的税收公平原则，也能增强公众对税收制度的信任度。

（二）潜在争议与回应

有观点担忧，过高的税负可能抑制高收入群体的投资和创业积极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然而，国际经验表明，合理的税收调节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例如，北欧国家虽保持高税率，但通过完善的福利体系和优质的公共服务，反而吸引了大量高端人才和创新企业。此外，税收政策可通过差异化设计，对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投资和创业活动给予税收优惠，实现调节收入与促进发展的平衡。

也有人提出，加强税收征管可能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合规成本。对此，可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征管效率，降低征纳成本。同时，简化税收流程、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能够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减轻纳税人负担。

五、改革路径：构建现代化富人征税体系

（一）优化税制设计

个人所得税方面，增设50%、55%两档高税率，将45%税率适用门槛从96万元降至50万元；统一股息红利税率为20%，取消持股期限优惠。资本利得税领域，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开征0.1%-0.3%的印花税，对持有期不足1年的资本利得按30%税率征收。

（二）完善税种体系

尽快开征遗产税，设置10%-40%的超额累进税率，对超过2000万元的遗产启动征税，并配套建立财产登记和评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房产税，对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超600平方米部分，按房产评估值的0.5%-3%分级征收。

（三）强化征管能力

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实现税务、银行、证券、不动产登记等信息实时互通。借鉴美国税务稽查经验，对年收入超5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实施强制税务审计。引入税务代理制度，规范税收服务市场，同时加强国际税收合作，防止富人跨境避税。

六、结论

在全球税收竞争与国内共同富裕目标的双重要求下，中国亟需改变当前富人低税负现状。通过借鉴国际经验，优化税制设计、强化征管能力、回应潜在争议，构建更具累进性的税收体系，既能提升财政收入、调节贫富差距，也能增强税收制度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尽管改革面临诸多挑战，但只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就能实现税收制度的优化升级，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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