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坛子里的秘密

＂老刘，这是我对你们的心意。＂岳父指着床下那只尘封许久的青花老坛子，气若游丝地说完这句话后，便闭上了眼睛。

喘息声渐渐停止，屋里只剩下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我叫刘德明，今年五十有二，是本市一家国企的普通职工。十六年前，妻子陈巧云的父亲——老汪头儿来我家居住，那时他已六十三岁，退休教师一个，瘦瘦高高，整日里闷不做声。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遍祖国大地。

我家住在单位分的四十五平方米的老楼房里，砖红色的五层楼，没有电梯，楼道窄得两个人侧身才能过去。房间虽不大，但在那个＂户均不足十平方＂的年代，也算是安身立命的好地方了。一室一厅的格局，我和巧云带着上初中的儿子小山，蜗居在唯一的卧室里，日子虽紧巴，但也有滋有味。

＂德明，我爹要来咱家住。＂那天，巧云放下搪瓷碗，小声对我说。

我一愣：＂怎么突然要来？＂巧云眼圈一红：＂娘去得早，爹一个人在农村，身子骨不好，总不能不管他吧？＂

我没吱声。老人来了，客厅就得腾出来当卧室。这意味着我们全家只能挤在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但话又说回来，那毕竟是巧云的亲爹，我这个做女婿的，也不好说啥。

＂那就来吧。＂我掐灭了烟头，算是答应了。

起初，我心里以为岳父住不了多久，住个三五个月就会回老家。可谁知道，这一住就是十六年，直到永远。

更让我心里嘀咕的是，十六年里，他从未主动拿出一分钱贴补家用。他每月有近八十元的退休金，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才四五十的年代，也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老汪头儿真是会享福，养老金都揣自己兜里，一分不出，光知道啃女婿。＂楼下卖酱油的李婶总爱这么念叨。有时候，我也会在单位食堂排队打饭时，听到同事们的窃窃私语：＂老刘家那老头，真能耐，十几年不掏一分钱。＂

这些闲言碎语，像一把小刀，刺得人心里发痒。但我和巧云从不放在心上。巧云常说：＂爹一辈子节俭惯了，他有自己的打算。＂我也只是笑笑：＂他老人家住我家，也不多添麻烦，随他去吧。＂

说起来，岳父来我家的那会儿，正是我家生活最拮据的时候。单位经营不善，我们的工资隔三差五地就要拖欠；巧云在街道服装厂做缝纫工，每天伏在老式＂蝴蝶牌＂缝纫机前，从早忙到晚，腰酸背痛也只挣四十多块钱；儿子小山上初中，正是用钱的时候，每月的学费、伙食费和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总是让我们捉襟见肘。

家里那台＂飞跃＂牌的黑白电视机是我们最贵重的家当，还是单位发的福利。电视机后面的木柜上，摆着一台上海产的＂红灯＂牌收音机，每天晚上七点，岳父都要准时收听新闻联播，从不间断。

＂哎哟，老刘家真孝顺啊，供着老人家十几年，一点怨言都没有。＂住在三楼的王大娘是个热心肠，每次在楼道里遇到我，总要这么感叹一番。她是知青返城后分的房子，一家三口住在比我家还小的单间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总是乐呵呵的，见谁都笑。

岳父虽然不怎么说话，但对家里的家电颇为精通。我们那台电视机，隔三差五就会出问题，画面花了，声音嘶哑了，他总能摆弄好。一次，电视里的显像管罢工了，整个屏幕只剩下一条细细的亮线。

＂这得换显像管了，少说也得一百多。＂我愁眉苦脸地说。

谁知岳父却神秘一笑：＂不用，我来弄。＂

只见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工具包，从里面掏出螺丝刀和镊子，小心翼翼地拆开电视机后盖，摆弄了半天，竟然真把电视修好了！

＂汪师傅，您可真行！＂邻居老张满脸佩服。从那以后，小区里谁家电器出了问题，都来找我岳父。他从不收钱，最多让人家请他喝杯茶，抽根＂大前门＂。

我家的电饭煲用了十多年，换了三次线圈，全是岳父动手换的。后来小区通了天然气，家家户户换了灶具。我们那台搪瓷灶具用了不到半年就坏了，又是岳父摆弄好的。我常笑称，有了他，省下不少维修费。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习惯了家里多了一个人的生活。岳父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无论冬夏。起床后，他会在小区的空地上打太极拳，一套＂二十四式＂，从不间断。

回来后，他会沏一壶茶，那茶叶是他从老家带来的，用一个铁皮罐子装着，小心翼翼地藏在床头柜里。他总是倒一点点在杯子里，用开水一冲，可以续好几次。

老汪头儿还有一手好木工活。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喜欢他，因为他能用废木料给他们做小板凳、小汽车。那个年代，玩具商店里的木制品贵得吓人，可岳父只用一把旧锯子、几块废木料，就能做出让孩子们爱不释手的玩具。

过年过节，邻居家孩子考上大学，他都会亲手做个笔筒或书架送去。我记得有一年，楼上王大娘的外孙女考上了北京大学，岳父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了一个精致的小书架送给她。那书架虽不大，却雕刻着精美的花纹，上面还写着＂学富五车＂四个字。

＂汪爷爷，谢谢您！＂姑娘抱着书架，眼睛闪闪发亮。

可岳父自己却省吃俭用，一件灰色的中山装穿了又穿，直到领口磨得起了毛边才肯换新的。他的脚上总是穿着一双黑布鞋，鞋底磨薄了，就用废轮胎皮自己钉上一层。

＂爹，我给您买双新鞋吧？＂巧云心疼地说。

＂不用，这双还能穿。＂岳父总是这样回答。

我曾看到他将自己的裤子洗得干干净净，挂在阳台上晾晒。那裤子膝盖处已经磨得发亮，却被他补得整整齐齐。他从不让巧云帮他洗衣服，说是怕给我们添麻烦。

日子就这样一年年过去，我们家的生活也在慢慢好转。九十年代末，单位效益好了起来，我的工资翻了一番；巧云也从服装厂转到了百货公司做营业员，收入稳定了；儿子小山考上了大学，全家都很欣慰。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雷声轰鸣，闪电照亮了整个房间。我被一阵雷声惊醒，起来上厕所。经过客厅时，我无意中看见岳父房里亮着微弱的光。

透过门缝，只见他小心翼翼地从枕头下取出一个布包，又从床底下拖出那只青花老坛子，往里面塞东西。动作是那么的谨慎，仿佛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心里直犯嘀咕，却也不好追问。

从那以后，我发现岳父每月总有那么一两次半夜起来＂鬼鬼祟祟＂。每次领到养老金后，他总会独自出门一趟，回来时，口袋里就只剩下很少的钱了。我曾委婉地问过他去了哪里，他只是含糊地说：＂去银行办点事。＂

那时候，我心里难免有些疑惑。他那么省，钱都去哪了？难道是存起来了？可他从不去银行，我和巧云也从未见过他的存折。还是有什么别的花销？但他的生活那么简朴，能有什么大的开销呢？

这些疑惑一直埋在我心里，直到那个雨后初晴的清晨，岳父走了。

他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只是在睡梦中悄悄地离开了我们。临走前，他指着床下那只老坛子，说了那句话：＂老刘，这是我对你们的心意。＂

办完丧事后，我和巧云按照岳父的嘱咐，搬出了那只老坛子。坛口被一层厚厚的油纸封着，用红绳缠了好几道。拆开后，我们惊呆了——里面是一摞摞用皮筋捆好的人民币，还有一本发黄的账簿。

数了数，竟有八万多元！全是这十六年来，他的养老金积攒下来的。八万多元啊，在那个年代，可以买下一套不小的房子了。

巧云双手颤抖着拿起账簿翻看，只见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刘家三月生活费580元，电费42元，水费15元，儿子学费200元...＂

原来，岳父一直在默默记录着我们家的开销。翻到后面，我们发现了更让人吃惊的内容：＂李红梅，女，初三，家贫，资助学费100元。王小虎，男，小学五年级，单亲，资助50元。张晓琳，女，高二，父亲下岗，资助60元...＂

账簿后面还有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是岳父年轻时在学校教书的情景。照片背面写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愿我的学生都能成才，报效祖国。＂

翻到最后一页，写着：＂所剩养老金全部留给德明巧云，用于继续资助孩子们完成学业。希望他们都能成才，不辜负我的期望。＂

巧云看着那本账簿，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说不出话来。

原来，老人家这十六年来，一直默默地将每月的养老金大部分都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只留一小部分备着自己生病时用。他曾是镇上小学的语文老师，桃李满天下，退休后依然惦记着贫困的孩子们。

＂德明，你还记得吗？爹刚来那会儿，常常半夜出门，我们还以为他老人家有啥不良嗜好呢。＂巧云擦着眼泪说。

我点点头，想起有几次，我确实跟踪过岳父，看他去了哪里。可每次他都只是在附近的邮局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就回来了。现在想来，他是在寄钱给那些孩子吧。

门铃响了，是住在楼下的小李，他爸是单位的会计。＂刘叔，汪爷爷的丧事办完了吗？＂他问道。

我点点头：＂嗯，刚办完。＂

＂我想跟您说，汪爷爷这些年一直资助我读书。＂小李红着眼圈说，＂如果不是他，我可能考不上大学。他说过，等我毕业了，就不用再接受他的资助了，要学会自己自立。＂

我和巧云惊讶地对视一眼。小李家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小康，怎么会需要资助呢？

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疑惑，小李解释道：＂我爸那会儿下岗了，家里很困难。汪爷爷知道后，每个月都会悄悄地塞给我五十元钱，说是让我买参考书用。＂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按照岳父的遗愿，联系上了账簿上记录的学生。得知老汪老师过世的消息，不少已经工作的学生都赶来送别。

李红梅已是县医院的护士长，当年她家境贫寒，是岳父资助她完成了高中和大专学业；王小虎成了镇上的中学老师，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父亲早逝，是岳父每月接济让他没有辍学；还有张晓琳，现在是市图书馆的馆员，当年她父亲下岗，全家靠母亲打零工为生，也是岳父默默资助她完成了学业。

＂汪老师虽然严厉，但心地特别好。＂李红梅抹着眼泪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了，没钱买药，是他骑着自行车，大老远从城里给我送来药和营养品。＂

王小虎也说：＂汪老师每个月都会来看我，问我功课怎么样，有什么困难。他从不当着别人的面给我钱，总是悄悄地塞在我书包里，还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

听着这些故事，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想起这些年来，邻居们的闲言碎语，我对岳父的那些不解和抱怨，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

＂德明，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巧云红着眼圈说。

我点点头，心里满是愧疚。这十六年来，岳父住在我们家，不仅没有增加我们的负担，还在用自己微薄的养老金，默默地帮助着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而我们，却只看到他不愿出钱的表面，没有发现他内心的大爱。

邻居们听闻此事，纷纷前来吊唁。王大娘握着我的手，满脸愧疚：＂老刘啊，我们以前真是看错人了，老汪头儿，不，汪老师是个大好人啊！＂

楼下卖酱油的李婶更是红了眼眶：＂哎呀，我这张破嘴啊，平时尽说些不中听的话，真是该打！＂

我安慰他们：＂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岳父为人低调，谁能想到他背地里做了这么多好事呢？＂

处理完岳父的后事，我和巧云坐在他曾经睡过的床边，望着那只盛满爱与奉献的老坛子，久久不能平静。

＂德明，爹走了，这些钱...＂巧云欲言又止。

我明白她的意思，握住她的手：＂按照岳父的遗愿，我们继续资助那些孩子完成学业。＂

巧云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爹一辈子节俭，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我们不能辜负他的心意。＂

从那以后，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都会拿出一部分钱，资助账簿上还在上学的孩子们。我们还设立了一个＂汪老师助学金＂，资助更多的贫困学生。

有时候，我会想起岳父生前的样子：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坐在阳台上，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一边修理邻居家的孩子们送来的坏玩具。阳光洒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那么安详，那么满足。

＂老刘，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助这些孩子吗？＂有一次，岳父难得主动与我聊天。

＂因为您是老师，关心学生？＂我随口回答。

岳父摇摇头：＂不全是。我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是村里的老先生免费教我认字。后来我当了老师，就想着，要是能帮助更多的孩子，让他们不因为贫穷而失学，该多好啊。＂

我这才明白，岳父的善举，源自他自己的经历，源自那个艰难岁月里，一个老先生对他的无私帮助。

如今，每当我经过学校门口，看到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就仿佛看到岳父微笑的面容。那只老坛子，我们没有扔掉，而是放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提醒着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富足。

富足不是口袋里有多少钱，而是心里装着多少爱。岳父用他的方式，教会了我人生最宝贵的一课。

有时候，当我和巧云谈起岳父，我们还会笑着说：＂老汪头儿真能耐，十六年不出一分钱，却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这笔财富，不是那八万多元钱，而是他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他对下一代的关爱，是他不求回报的善良。

窗外，又是一个春天到来，小区里的梧桐树发出了新芽。我知道，岳父的精神，也像这春天的种子一样，已经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永远不会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