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蔡群帆出生于上海一个浙江宁波籍的普通家庭。他的父母原是宁波乡下人，因为老家连年水灾不得已背井离乡。在蔡群帆出生不久，五岁的哥哥病重夭折，父亲为给孩子治病耗尽积蓄，最终也累倒在裁缝铺的灯下，撒手人寰。

六岁，蔡群帆成了孤儿寡母的“天”。她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却沦落为绣活女工，白天浆洗缝补，夜里挑灯刺绣，手指冻裂也从不喊疼。娘家劝她改嫁，她只说一句话：“我儿子不能叫别人爹。”从此被断亲断援，靠一双手撑起整个家。

蔡群帆自小便知道，母亲为他付出了太多，他没让母亲失望，他的作业从不马虎，连先生都夸：“这孩子日后能出息。”

16岁那年，母亲拿出她仅存的一对银手镯把他送进了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中法学堂。临别时她在巷口送他，眼神里满是不舍与期待：“阿帆啊，咱们家没靠山，你想不被人看轻，只有读书，读出条生路来。”

她不让孩子干一小时杂活，只教一句话：“你得读书，读出命来。”十六岁蔡群帆考进上海最好的中法学堂，学费是母亲典了仅有的银镯换来的。他不敢浪费电，夜里就在街头路灯下做功课，母亲就在他旁边缝布鞋。

上学期间，蔡群帆极为刻苦，为了节约蜡烛钱，他常在夜晚街头找寻路灯下的光亮，在青石板路边铺开作业本苦读。而母亲就坐在旁边，用针线缝着布鞋，偶尔抬头看看他，笑一笑，又低头继续穿针引线。

他的成绩出众，多次被学校表彰，甚至被校方提名免学费优待。可惜好景不长，一次他参与秘密组织散发抗日传单的行动，不幸被举报。学校碍于当局压力，不得不将他开除。

被学校开除后，蔡群帆的人生仿佛被命运切断了一条通向安稳未来的路。但他没有沉沦，相反，抗争的种子已在心中悄然生根。他知道这个国家此刻需要的不是考试状元，而是有血性的人。

1936年，蔡群帆已是秘密党员，当时他在上海为组织传送情报、接应人员。他干练、沉稳、从不多话，逐渐成为地下交通线上的关键一环。一年后他的身份被怀疑。党组织决定立即转移他，安排他离开上海，去更广阔的战线继续活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进入全面抗战，上海瞬间成为前线城市。日军进逼战火迫近，城市陷入混乱。他深知母亲将陷入危险，便连夜带她回到宁波老家。

他没敢久留，仅在家停留两日。他对母亲说：“国难当头，我不能陪你。但若我能活着回来，今后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母亲没有多问，只是盯着他脸看了许久。最后挥了挥手：“你去吧，娘等你。”

他们都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永诀。但没人把这话说出口，仿佛说了，就真的不能再见了。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蔡群帆调入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出任团长。他的足迹遍布各大战场，每一场战役都刀光血影，而他总是身处前线，既是制定战术的参谋，又是亲自带头冲锋的将领。

尤其在孟良崮战役中，他带领的部队多次攻坚制高点，有效配合兄弟部队合围敌军主力，最终促成整支整编七十四师的覆灭。战后他被任命为第一大队大队长，并很快进入司令部核心，出任参谋处长。

在这个角色上，他不再只是冲锋陷阵的战士，而成为整个作战体系中关键的大脑。无论是后期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还是解放上海的城市攻坚，他都担任作战方案设计和兵力部署的核心任务。

1949年4月20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长江以南的战局骤然加速。随着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共同发动渡江战役，长江防线在一夜之间被撕开口子。汤恩伯苦心经营多年的江防，仅坚持数日便土崩瓦解。很快，南京宣告解放，标志着国民政府统治的终结。

在第三野战军的主攻序列中，第20军也开始向东南推进。几天后，浙江光复，家乡回到人民手中。得知消息后，蔡群帆久久站在地图前，眼中泛着光。他是浙江人，阔别多年，如今离故土不过咫尺，却无法动身。那时，三野正在筹划更关键的一仗——解放上海。

解放后九年未归的蔡群帆终于请了几天假，乘吉普车直奔老家。一路风尘仆仆，他满脑子都是母亲的模样。可当他抵达家门，看到的是紧锁的大门、荒草丛生的院落，邻居也没人知道母亲下落。

他愣在门前，眼眶发烫——难道母亲已不在人世？就在这时一名战士急匆匆赶来，递给他一个电报通知“你母亲在军部等你。”

原来早在数日前，母亲杨凤珠便已抵达上海军管会。更让蔡群帆意想不到的是，母亲并非寻常百姓，而是一名光荣的四野连职干部。年他离家参加抗战后不久，杨凤珠也毅然决然投身革命，被护送至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后勤支援工作。

她用一针一线撑起了战士们的“第二条命”。抗战胜利后，她没有离开，而是随部队北上东北，在那里继续工作、建仓、缝补、点数、记录。她从不喊累，也不图回报，只说一句话：“孩子在前线打仗，我不能比他歇着。”

她从一名普通支前妇女，凭着一丝不苟的工艺和雷打不动的纪律，一步步成长为连级干部，成为四野后勤口中的“杨干事”。此次南下途中，她听说三野部队进驻上海，便立刻请假前来找人。

她不知道蔡群帆是否还在人世，也不确定是否真在上海，只是想碰碰运气。恰巧军管会有人记得她提过“儿子是三野的”，消息层层上报，最终传到陈毅耳中。

陈毅听后动容，当即指示：立刻查找此人，若真是三野人员，立即联系。当母子见面时，他脱帽敬礼，她只问一句：“还记得《登鹳雀楼》吗？”

他背完，她点头：“没错，是你。”

这场分别九年的重逢，只持续了五分钟。没有拥抱，没有饭桌，转身又各自奔赴战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迅速整编东线兵力，蔡群帆的部队列入出征序列。

10月底，蔡群帆收到了妻子王苏菲寄来的信，信中说儿子刚出生不久，身体健康，母子平安。她还写道：“待满月后，我将追随部队，奔赴前线。”

王苏菲是20军的党委秘书，。比丈夫更早接触到出兵朝鲜的决策，却因为分娩在即，临时留在后方。信中没有一句软弱言语，只有清晰的计划与坚定的语气。

不久后朱德总司令亲赴曲阜，对即将出国作战的九兵团部队作出动员讲话。11月1日，出征命令正式下达。想到妻子尚在嘉定，刚生产未久，蔡群帆临行前特派警卫员龙应惠南下，一是照顾产后虚弱的妻子，二是护送她赴朝鲜前线。那一刻，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在他心中交叠，却只能匆匆托付一句：“把人带回来。”

王苏菲出了月子后便踏上了奔赴战场的路。她将新生儿安置在上海的政府托儿所，又专程回到丈夫家中，看望病中的婆婆杨凤珠。

杨凤珠没有送行，也没有说“保重”二字，她只是默默接过三岁的孙子，把孩子背在身上，塞进自己的旧军被里，踏上回东北后方的列车。那一年孩子刚断奶，尚不识字，却已跟随她夜里点灯入仓库，白天裹着小袄坐在办公室角落。

她白天上班晚上照料孩子，还常在凌晨独自去点物资帐。东北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风刮进库房像刀子，仓库里连铁钉都能冻断，她的双手常年缠着纱布，冻疮溃烂成脓，针线依旧一刻不停。

有人问她：“你这么大年纪，干嘛不申请转业？”她笑着摇头：“只要那边还打着仗，我这边就不能歇。”

12月10日王苏菲与龙应惠一道，日行四十公里，沿路搭乘后勤部卡车，终于抵达朝鲜前线的20军指挥部。

政治部主任邱相田见她突然现身，大为惊讶：“孩子呢？”“送到幼稚园了。”他又问：“杨妈妈还好吗？”王苏菲答：“身体不好，我已托亲戚照看。”

邱相田没多问，只递给她一封介绍信。看到她神色坚决，干脆利落地问：“分派任务吧。”此时26军医疗队缺少队长，他便直接安排她赴任。但王苏菲临行前又开口：“我缺一样东西。”

“什么？”“枪。”她淡然地说，“遇敌时，不能空手。”邱相田一怔，随即解下腰间手枪交给她：“战斗打得太苦了，我的警卫也上了前线。你自己小心。”那一刻这位刚坐完月子的母亲，成了战场上拿枪的女军官。

1953年春天，停战协定即将签署，前线战火终将熄灭，整个后方也缓缓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杨凤珠病倒了，连续数日高烧、剧烈咳嗽，血丝混着痰，军医一度开出休假申请，但她坚决不肯签字：“还有几批棉衣没出库，交接没完我不能躺。”

她把孙子交托给同事，自己则独自留在值班室，那是个木板搭成的小屋，外面风雪不停，里面却连火盆也没有。那一夜气温骤降，路边汽油冻成冰块。她把大衣盖在身上，靠着墙坐着睡去。

天未亮她已经没了呼吸，手边还放着一份未完成的军用物资清单。1954年初，蔡群帆结束战事归国，刚一靠岸便收到那封电报，五个字简短得像一把刀：“母逝，已安葬。”他什么都没说，关在宿舍两天没有出声。第三天他独自一人请假去了东北，没有携带随从，也没有通告组织。

那座山坡，他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才找到。他跪在母亲的墓前，风把衣摆卷到膝下，雪落在他发间，一动不动。他跪了三小时，没有哭也没有跪拜，只是低头把额头轻轻贴在墓碑上。

那年春天，他把妻子调回南方，接走了儿子，离开东北，从此再未回来。有人问他：“你后悔吗？”他答得很轻：“她是干部，不是母亲。”

1956年蔡群帆被授予大校军衔，之后历任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亲手带出“南京路上好八连”。他从不提起那年上海的短暂重逢。1974年他病逝，年仅59岁。

人们只知道他是英雄，却少有人记得他一生，只与母亲共处短短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