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
作为中国古代名臣，司马光在很多人心中一直是忧国忧民、清正廉洁的代表。
他恪尽职守，敢于上谏，先后6次被免官，又6次被起用；他为官清廉，20岁步入仕途，官至宰相，然而去世后没留下多少遗产；他严于律己、勤俭传家，曾经专门撰写《训俭示康》训诫后人；他才华横溢，胸怀古今，留下了千古巨著《资治通鉴》。
但是看似如此完美的一位能臣，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许多人认为，司马光图有“贤臣”之名，事实上却是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保守文人。
尤其是他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阻断了大宋中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既是知己又是敌人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驾崩，宋神宗继位。
神宗皇帝把在当时担任江宁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任翰林学士，成为天子近臣。
从此，王安石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日益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论时政。
王安石与司马光其实有很多共同点。据史书记载：“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
但遗憾的是，二人在政治理念上，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例如司马光维护祖制，王安石强调变法；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重视“藏富于民”，王安石主张“富国强兵”。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相当于宰相)。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历史上的变法，没有一次不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有个大臣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想要扳倒他。
而此时的神宗皇帝坚决推行变法，就罢免了那个大臣的官职。
对此，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看得清清楚楚。
他利用向神宗皇帝讲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然后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
可是王安石不为所动，因为他深知，北宋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宋神宗继位的时候，宋朝已经建立108年，财政空虚，政治腐败，军事力量不堪一击。
军队人员虽多，但是战斗力弱，面对西夏、辽国的侵扰，只得花钱买和平。
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正是由宋太祖开始的重文轻武风气所导致的。
因此，变法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宋神宗是个有野心的君主，他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君臣二人一拍即合，开启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自熙宁二年（1069年）到元丰八年（1085年），王安石牵头进行了一场旨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大宋于危亡之际的改革，史称“熙宁变法”。
他先后推行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裁兵法等一系列政令。
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改善了全国的水利设施；青苗法减少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募役法增加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保甲法维护了农村治安；军器监法增强了军备。
这些举措都促进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国库收入，提高了军事能力。
根据《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
总体来说，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极弱的局面。但是改革总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很容易遭到旧势力的反扑。
在变法中，虽然老百姓的负担没有增加，但地主、官僚、商人阶级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尤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阶层。这些人拥有大量良田，过去因为政策优待可以不交税。但王安石变法后，不但他们的田要交税，还要抽丁服役。
文人士大夫为维护一己私利，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
在其中，司马光是带头的激烈反对者。但是他反对变法，并不是因为私利。
即是两个人在政治上斗得不可开交，王安石依然说：“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司马光为什么反对变法？
作为保守主义者，司马光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坚持要遵循宋代先祖赵匡胤的那一套做法。
他反对的，并不是王安石想要富国强兵的本意，而是他过于激进的改革方式。
司马光认为即使改革，也首先要保证稳妥，循序渐进，不然势必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
从学派上来说，他们同为士大夫，但是王安石实际上走的是法家路线，而司马光走的是儒家路线，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达成一致。
神宗在位时，司马光不得志，所以主动申请离开京城，去了洛阳，从此一心一意撰写史书。
但是大宋朝廷中对于变法的争论始终没有结束。
司马光在文臣中影响力很大，一些文官躲在他的大旗下反对变法，而且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拥护派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最终走向了朋党之争，史称“新旧党争”。
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少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变法也随之破产。
高太皇太后是个守旧主义者，掌权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回了司马光。
司马光执政数月，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当时苏轼认为新政有可取之处，不应全面废止。他劝阻司马光道：“先皇刚刚去世，您就马上更改他的政策，这样做不好吧？”
可是司马光根本不听，反而大量起用保守派官员，驱逐支持变法的大臣，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公元1085年，司马光去世。他的继任者更加严格地执行反对变法的路线。
“王安石变法”最终走向了失败。
在“王安石变法”中，很多人都认为司马光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才能，反而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弱点暴露无遗。
正如当代历史学家王曾瑜所说，他是个优秀的历史学家，“然而在政治上，也确是个庸才，毫无建树可言”。
小时候那个砸缸救人的那个孩子，长大后失去了推陈出新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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