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也逐渐上升，这得益于国家经济政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汉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重要发展阶段，透过社会消费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汉王朝的兴衰。
汉代社会是一个多阶层的农业社会，消费主体比较复杂。其中，城市成为汉代消费经济发展的集中场所，城市居民成为推动汉代消费经济发展的主体。
一、由抑制到开放，逐步发展的商品经济
西汉初年，经过秦末残暴统治和连年的战乱之后，社会经济遭到 毁灭性的破坏。《史记》载：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人相食，死者过半。”
在这样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西汉统治者不能不意识到，要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因此必须首先恢复社会生产，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需要问题。
为此，汉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以此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
这种“休养生息”政策在商品经济方面主要体现为重农抑商和节制消费。在古代，农业是起决定作用的生产部门。
自商鞅变法以来，农业被视为封建国家立国的本业。汉初，农业生产千疮百孔，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蚀，一度处于民不聊生的境况，劳动力严重不足。
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人员不足的问题，汉高祖刘邦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即
“禁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目的是使更多的人力投入到农业生产行列。与高祖抑商政策相比，汉文帝、景帝更加注重重农。
他们大力提倡农业是天下之本。先后采纳了贾谊、晃错等人提出的“贵粟”、“积贮”、“入粟拜爵”、“赎罪”等建议。以此来鼓舞底层农民加大生产、自给自足。而当农业生产的基础打好后，封建经济才得以发展。
节制消费主要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汉初社会财富极度匮乏，统治阶级无法掠夺到更多的财富。
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新生政权的延续。所以汉初统治阶级想方设法，最终采取了节制消费的政策，约束消费，有的统治者甚至带头节俭。如《史记》载：
“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休养生息”后，到了汉武帝时期，社会生产得以恢复与发展。社会财富的积聚，为商品经济和社会消费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前提条件。
原来被抑制的商品经济与社会消费便释放出其固有的能量，突破原有的禁区，呈现出自由开放的格局。
如《汉书》载：武帝时期，
“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从抑制到开放，汉代社会消费和商品经济在“休养生息”中逐步发展，最终造就了我国古代第一个封建社会的繁荣盛世，即“文、景之治”。
汉武帝
二、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改善
社会消费是社会生产的目的和归宿，同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和动力。社会消费和商品经济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重要环节。
它们是社会生产的晴雨表，既反映出社会生产的内容与特征，又折射出社会生产发展变化的轨迹。
从传统经济学理论上看，收入决定消费。但是，在古代中国个人的身份地位直接影响其经济收入，并决定个人的消费观与价值观。这是封建社会阶级划分的必然结果，构成了汉代城市居民结构的复杂多样。
根据消费者的社会地位与职业，汉代城市居民可划分为贵族、官僚、豪强、商人、手工业者、平民、奴婢等阶层。
这些人构成了汉代城市居民群体，是城市消费者的主体。而其中又以贵族、官僚、豪强等上层阶级，以及大商人、大手工业者等为城市生活消费的主要引领者。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汉代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集中表现在消费结构的改善与消费水平的提高。
从饮食方面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如《盐铁论》载：
“古者，燔黍食稗……及其后……豆羹白饭，綦脍熟肉。今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众物杂味。”
由此可知，与先秦时期质朴无华的生活相比，汉代城市居民在饮食上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消费水平有明显提高。这只是西汉中期的消费情况。
至东汉，由于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取得进步，消费品的种类逐渐增加，制作更加精致，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内容。
例如扬雄《蜀都赋》所载：
“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东汉社会之所以追求生产这种精致的奢侈丝织品，是因为西汉以来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和商品生产技术水平达到了这种程度的结果。
恰是因为市场上供应如此多种多样的奢侈的消费品，大大地刺 激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欲望和购买需求，推动了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除此之外，汉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随着经济收入量的增加，逐步趋向商品化、社会化。
市场的繁荣，促使衣食住行用等生活资料趋于商品化，从而使汉代城市居民的商品性消费比重增加。实际上，这说明了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社会化程度的加深。
“通邑大都”，是汉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尤其以长安、洛阳、成都、会稽为典范。都市的繁荣与商品的繁多，刺激了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
如《西京杂记》载：
“人之游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观也；入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
这充分反映出汉代市场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品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商品经济和国家制度的双重推动作用下，汉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方式、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三、文化消费的出现，掀起汉代文化教育热潮
汉代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汉代城市居民从生活基础需要到个人精神满足的集中体现。
与先秦相较，汉代城市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文化消费有突出的表现，主要是文化教育与娱乐消费两大方面。
文化教育方面，汉朝在京师设立太学，地方都市设有官学，以供汉人接受高等教育。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一种显学已经上升到国家意识和国家教育的层次。
在制度安排下汉人对儒学教育具有浓厚的志趣，掀起了一股文化教育热潮，历两汉而不衰。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热衷于儒学热潮。
这股文化教育的热潮，滋生出新兴的消费产业，即市场上的文化书店。这些文化书店不仅为求学之人提供了便利，还为贫困的底层学生提供卖书赚钱的场所。
文化娱乐方面，与先秦相较，由于物质生活的改善，汉代居民开始追求声色之好，满足个人情感的需要。如《西京杂记》载：刘邦父亲，
“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
到了武帝时，由于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频繁往来，在促进商品交换的同时，也为汉朝带去了丰富的娱乐活动。如杂技、魔术等。
这些娱乐活动在汉代画像石上多有反映，如四川成都北郊羊子山第一号东汉墓出土一大型的乐舞百戏画像石。画面上右边有五乐人坐于席上演奏，后面左边有五人跪坐于席上，或对饮或侧身观乐舞，还有一奴婢侍立于旁边。
由此可见汉代文化娱乐的丰富，反映出汉代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内容十分丰富，对于社会上层来说，文化消费在他们消费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这是汉代社会消费与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结语
汉代前期，社会消费与商品经济由抑制到开放的过程，是社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缩影，它基本上与社会生产相适应，因而带来了西汉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与繁荣。
而不论是哪个历史时期，城市居民作为社会消费的主体，在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同时，商品经济的繁荣也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
友情提示
本站部分转载文章，皆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及分享，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联系邮箱：10424636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