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多久回一次中国呀？”

“大概一两年吧。”

“你的父母会来看你吗？”

“不会。”

“啊？那他们打算来吗？”

“没有。”

在英国生活的日子里，这样的对话常常发生在袁皮皮和白人同事聊到假期安排的时候。同事们常常会在得到她第一个回答之后表达同情，在第二个回答之后感到震惊，第三个回答之后彻底陷入沉默。为了缓解尴尬，袁皮皮通常会更加坦诚地加上一句：“没关系啦，反正我和他们也不熟”。

无家可归的东亚女儿

袁皮皮今年26岁，硕士毕业之后，她就留在了英国，现在供职于伦敦一家头部咨询公司。在很多人眼中，袁皮皮是一个生活在国际大都市，有着体面的工作和自由的生活的“人生赢家”。

英国的公司在假期安排方面很宽松，每年25天的带薪年假再加上8天的公众假期，再加上夏季四天半的工作制度，随便拼一拼，一年想要凑出近两个月的假期不是问题。所以每到放假，袁皮皮便化身一个“旅行家”，几乎每一个节假日她都在四处旅游，朋友圈中经常能看到她在不同的国家旅行打卡不同的风土人情和美食。

留英的这三年里，她几乎走遍了欧洲大大小小的国家，但只在硕士毕业时和入职一年之后回国过两次。

在那仅有两次的回国中，袁皮皮做的事情只有两个：探望朋友和犒劳一下自己的中国胃。她即使回国，也尽可能不回家，甚至不回家所在的城市。

原因很简单，母亲和继父所居住的将近200平米的“家”里没有属于她的房间，也没有她的东西。

在袁皮皮的记忆中，上大学的时候她每次回家，都要“借住”在妹妹的房间里，和妹妹挤一张床，现在自然也不例外。

在宽敞的家中，妹妹拥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房间，她的玩具和手办塞满了她自己房间的每个角落。袁皮皮只在大学毕业之后带回来三四个箱子，却被母亲不止一次地指责她的“破烂”占了太多的地方，不要就赶紧扔了。

不回国的另一边，是和大女儿“不熟”的父母。他们没有主动提过一次要来英国看望她。袁皮皮曾经为此抱怨过一次，被母亲以妹妹学业繁忙和一家三口出行开销太大为由搪塞过去，她也就再不提了。

反观袁皮皮的“妈宝女”室友所有的假期都用在回国的行程上，她的妈妈每年也至少来英国看她一次。

上一次回国的时候，袁皮皮收到了来自亲戚、同学，甚至陌生人铺天盖地的揣测和评价，比如“你一定挣很多吧”“好羡慕你那么多假期，天天都在玩”“还是国外的月亮圆，但千万别找个外国人”等……

只有袁皮皮自己知道，那些令人艳羡的“云游四海”背面，是内心深处的“无家可归”。她努力微笑的时候藏起的尴尬和无奈，才是她生活的全部真相。

其实留英这条路对袁皮皮来说，从来就是既不简单也不“香”的选择。

英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除去家庭/陪伴/配偶签、投资/创业签、难民签，普通留学生想要毕业之后留下来的主要渠道只有两条，一是找到愿意提供工作签证的雇主，且薪资满足签证申请标准；二是申请有效期两年的毕业生签证，但如果两年之后依然想留在英国，必须转申其他签证。所以，工作签证算是普通留学生最快捷稳妥的选择。

但也正因千军万马都想挤上独木桥，这条本就拥挤的赛道更是狼烟四起。

英国内政部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政府所发放的学生签证数量为601268，其中来自中国的申请数量仅次于印度，为110011；但同年工签的总发放量为500677，中国申请者的数量仅排第15位，为3505，占比约0.7%。

这也就意味着，每年能够通过工签留在英国的毕业生比例不到3%。

再加上近年来移民政策持续收紧，先是工签最低起薪提高到了文科和艺术类毕业生基本难以达到的标准，导致许多曾经提供签证的大型公司雇主纷纷撤回了offer。后来又有消息传出，毕业生签证可能会被取消。接连不断的噩耗时刻在提醒着普通留学生，留英之路不仅是难上加难，更有可能被堵死。

袁皮皮初到英国时，疫情还远未结束，但各大公司的秋招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那时英语交流还成问题的她不仅要适应当时的隔离政策、课业节奏、人际关系、文化差异，还要抓紧一切课余时间进行背景提升、修改简历、模拟面试，为求职作准备。

在那个冬天下午三点就天黑，还连绵不断地下着雨的陌生国度，袁皮皮没日没夜地泡在图书馆里，没有社交，没空旅行，甚至都没人一起说说话，自己也像是发了霉。晚上回家她还要忍受室友的夜夜笙歌，以及派对之后的遍地狼藉。

这样的日子，她一共熬了四百多天。

在那期间，袁皮皮的生活也在急速垮塌。因为室友过于吵闹且心理压力巨大而不得不选择了搬家，但因为无法承担长租所要求的预付一年租金，只能辗转在不同的学生公寓之间，前前后后搬了7次家，有2次还因为被发现和租户姓名不符被前台赶了出来。

除此之外，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给她架设了重重关卡，阻碍着她正常的社交和情感生活。

作为一个东亚女生，袁皮皮不得不在这个种族混杂的环境里时刻谨防歧视的明枪暗箭。她的朋友就曾经毫无来由地在公交车上被女流氓骚扰殴打，她自己也曾在路上被黑人青少年无端辱骂。

工作和社交场合中数不胜数的隐性歧视已经让人疲于应付，严重到威胁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行为则更是防不胜防。来到英国不久，她就在火车上被偷了行李箱，电脑和iPad也都不翼而飞，但欧洲盗窃和抢劫都是常事，立案也只是走了个流程。

因此，袁皮皮不得不一边重写论文一边兼两份职，直到重度抑郁症爆发，却又因为居无定所找不到医生，她不得不辞去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份工作。

而像英国单调难吃的食物、潮湿漫长的冬夜、约不到的医生和排不上队的急诊这些，都是她随时在面对的难题。在硕士毕业之后的那个秋天，袁皮皮感到自己的精神状况已经难以支撑她的正常生活，她开始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对任何事情产生兴趣，每天以泪洗面，甚至几次企图结束生命。

现在的这份工作，也是她经历了一次笔试、一次视频面试，以及最后长达五个小时的综合笔面试之后得到的。其实早在八月她就知道自己通过了面试，但公司以岗位招满了为由，把她放进了waiting list。后来在听到hr那句迟到了五个月的Congratulation之后，袁皮皮的眼泪和鼻涕就像热带的暴雨一样不受控制地掉，随后大病一场。

在大城市生活，她需要负担极高的生活成本，进入大公司，则意味着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剥去名校毕业，高薪大企这些看似“体面”的名头，袁皮皮也不过是一个在异国他乡艰难求生的打工人。每月工资扣去英国高得惊人的税后，一半进了房东的口袋，剩下一半也仅仅够支付日常开销。公司一边为了维持“多元化”的声誉招收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优秀毕业生，另一边却用同样的考核标准衡量本地人和外国人的业绩。再加上近些年年景不好，大刀阔斧地裁员是常有的事，像袁皮皮一样需要雇主担保工作签证才能留在英国的员工自然会是首当其冲，英国朝令夕改的签证政策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长达一年半的求职进程中，袁皮皮无数次地问自己，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吗？对她而言，回国找一份高薪体面的工作，显然比在异国要简单得多，而且她当时和国内的青梅竹马交往了四年，感情稳定。

入职两年后，袁皮皮至今也还能真切地感受到留学和求职的那一年所带来的巨大创伤留在身上的隐痛。袁皮皮的同事和朋友中，留在英国工作的华人大部分是BBC（British born Chinese），即二代移民，或者是至少拥有海外本科学历，早已适应欧美文化。像她一样只在英国读了一年文科硕士拿到offer留下来的案例，在社交媒体上都是屈指可数。也正是因为了解英国就业环境的地狱级难度，袁皮皮早在拿到录取通知书，还没登陆英国前就着手准备求职。她那时候天真地认为，自己本身成绩优异，经历过高考大省的淬炼，如今又是“笨鸟先飞”，所以她的求职战线应该不会太长，结果也应该不会太差。

但所有事情的困难程度不仅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甚至差点让她赔了半条命进去。残酷的现实也在时刻提醒着袁皮皮，虽然已经在伦敦近三年，但对于这个城市而言，她仍然算是一个“新人”。

尽管袁皮皮还不确定自己未来是否一定要留在英国，她唯一确定的是，绝对不要回去，哪怕一张回国的机票可以解决目前80%的问题，再让她选一次，她的答案也不会改变。

最终把沉重的砝码放在英国这一头的，是她的原生家庭。

读书不为改命，只为逃跑

新工作入职之后不久，袁皮皮搬了新家。

搬家前几天，室友的妈妈专程从国内飞来帮忙，而袁皮皮只能靠自己，艰难地将一个又一个的大箱子往屋里推。袁皮皮想起她的父母，这次也和以前一样，对她的人生一无所知，漠不关心。

从袁皮皮来英国上学到她找到工作的14个月里，母亲和她之间联系的次数不超过十次，其中有三次让袁皮皮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在袁皮皮刚抵达英国后不久，母亲强迫她发室友的照片过来，被她以“和室友还不熟不好意思拍照”为由拒绝后，母亲不知为何怀疑她没有出国。袁皮皮无奈发了照片过去，母亲却抱怨她的室友“一看就不像好人”。

第二次是在次年的三月中旬，那时袁皮皮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兼职，可不久之后对方却以背调没通过为由撤回了offer。

接到通知那天，袁皮皮躺在冰凉的地板上，有气无力地哭了一天，她意识到自己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那天刚好母亲打来了电话，在听说了她的状态后，以一种十分轻蔑的语气说：“谁多多少少没点抑郁症啊，英国找工作是不是特别难啊？不行你就回来吧。我没那么多钱老供着你，后边还有你妹妹呢，我们以后都得靠着你呢，什么时候能让我见着回头钱啊？”末了还戏谑地补了一句，“你能毕业吗？”

到母亲第三次打来电话时，袁皮皮正巧赶上新一波的疫情在隔离。她每天一边投简历，一边准备接下来的博士申请，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几乎没有任何的空闲时间。对隔离政策一无所知的母亲，电话打过来就是一通埋怨，责骂袁皮皮既不跟家里联系，也不回家，辜负了家里的“关心”，末了还给她扣了个“不知感恩”的大帽子。

在那漫长而痛苦的14个月当中，陪伴袁皮皮的只有手机屏幕对面远隔万里的朋友们，她的父母却如往常一样选择忽视她遇到的一切困难，只在得知她找工作上岸之后，热切地询问她一个月工资多少。

目前，袁皮皮仍和父母处于单方面断联状态。

她从不主动和家里联系，母亲则会隔一两个月给她打个电话，她也不是每次都接得到。她们通话的议题，通常只有两个，一是母亲询问袁皮皮的“近况”，即她的室友是否是中国人以及中英之间的时差。袁皮皮无法理解的是，985硕士毕业的母亲，能够记住妹妹每天每门课留了什么作业的母亲，却在袁皮皮留英三年之后还在问同样的问题。在某一次袁皮皮为此抱怨了一句之后，母亲连续发来16条、每条长达1分钟的语音指责她的“不懂事”。

来电的第二个议题则是母亲单方面大谈自己的养老问题。尽管袁皮皮答应会在资金上供养母亲，但对方并不满意，照母亲的话说，如果袁皮皮不能在供养她的同时也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那我养孩子有什么用”。

其实袁皮皮的原生家庭和大部分东亚“问题家庭”很类似，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却足够让人窒息。

从某种方面上讲，小时候的袁皮皮算是一个家境优渥的“留守儿童”。

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了北京工作，亲生父亲由于重男轻女而对她不闻不问，把她留在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小时候的袁皮皮非常想念妈妈，而她想要和妈妈一起生活的梦想，在她9岁那年，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实现了。因父亲长年家暴和两人聚少离多，父母离了婚，生父自然不想要女儿这个累赘。

在名义上袁皮皮跟随母亲去了北京，但现实情况是，她被母亲从祖父母家转移到了外祖父母家。

母亲很快便再婚了。继父聪明勤恳，却是个木讷的人。再婚后的生活压力加之高龄怀孕，让袁皮皮印象里温柔可亲的母亲变得疾言厉色、苦大仇深。

再后来，钱和成绩逐渐成了她们母女之间仅存的话题。

袁皮皮的小学时光因为家庭的问题和同学的排外过得很艰辛，但母亲似乎对此毫不在意，只要求她的成绩必须保持在年级前三，否则就对她进行严厉的打骂，最常见的就是把袁皮皮和有着“劣根性”的亲生父亲类比，然后威胁要把她送回生父家，又或是在矛盾爆发时，煞有介事地嘱咐外祖父母，如果袁皮皮敢离家出走，就让她在外边饿死，谁也不要去找她。

因为母亲要生养第二个孩子，所以她便强迫大女儿要立刻长成一个完美懂事的成年人——不仅要成绩优异，还要照顾好妹妹。而母亲自己在家中，就是典型的“扶弟魔”，她包揽了两个舅舅大部分的生活开销，主导了他们人生中的一切关键决策，并且心甘情愿地被他们“吸血”。

袁皮皮不明白母亲为何能谈着自己儿时被弟弟们欺负的委屈，同时还能大言不惭地教导她“长姐如母”，把妹妹和她强行捆绑，要求她做好成为“寄主”的准备。

小学毕业的时候，袁皮皮的人生终于出现了转机。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母亲给了她两个选项，一是先在北京上学，等到高考再回老家，或是直接回老家读中学。12岁的袁皮皮几乎对高考一无所知，但她兴高采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个。

那是她第一次选择离开母亲，也是从那时起，她的每一个选择都离那个家越来越远。

在高考大省，人们最信奉的就是“读书改变命运”，但袁皮皮想要改的命，不是跨越阶层，而是逃离这个把她视为累赘、债务，以及“招商银行”的家庭。

小学的袁皮皮总会因为母亲经常逼迫她学习而对学习本身感到厌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袁皮皮意识到“学习”将会是她出逃最可靠的帮手。学习的过程必然是辛苦枯燥的，但痛苦的力量往往比爱更强大。袁皮皮拼命学习，借着一个个漂亮的成绩，攒够了出逃的资本。

大学离家之后，袁皮皮也甚少回去，每个假期她都用来实习或是旅行。

那时她和家里的交流还算是有来有往，尽管依然是报喜不报忧，可母亲还是会因为她不够“完美无瑕”而烦恼。大学四年，除了不断向父母汇报自己优秀的成绩以满足他们的在亲戚间攀比心理需求之外，袁皮皮只因为扁桃体发炎住院、险些被诈骗、在校外租房这三件事求助过母亲，母亲每一次都是先指责她麻烦、事多，一边抱怨着“我还得顾着你妹妹呢，你要再让我操心我就别活了”，然后转钱让她自己解决。

最终让袁皮皮下定决心“出走”且永不回头的，是疫情期间被迫和父母以及祖父母封禁在一起的那三个月。

从小学毕业之后，那三个月是袁皮皮和父母在一起相处最长的时间，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家里的遮羞布在她眼前彻底被掀开，让她看清了里边的龌龊污糟。

那时父母的婚姻因为疑似有第三者插足再次亮起了红灯。继父一向沉默寡言，以不变的冷暴力应万变。母亲则是一边在长辈面前假装一团和气，一边变身暴躁版祥林嫂，私下里无差别攻击所有人，处于家庭金字塔最底层的袁皮皮和妹妹自然饱受其苦。母亲会抓住一切机会给两个女儿“开小会”洗脑，向妹妹灌输和她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她的亲生父亲一家多么虚伪自私，并要求袁皮皮马上经济独立，以“解救”她们三人。除此之外，无论袁皮皮和妹妹做什么都会被母亲挑剔，如果关系并不熟的姐妹俩因为一点芝麻大的事起了摩擦就更是火上浇油。

在那三个多月里，袁皮皮觉得每一次坐到一起吃饭都像是大型修罗场，她和妹妹要全程察言观色，而且总会因为不知说错了哪句话惹恼了母亲引发家庭战争。

被父母选择性遗忘的是那个时间点对于袁皮皮和妹妹来说都是关键且艰难的时刻。妹妹刚刚转到新学校上初中，还没适应学习环境就要面临全线网课的新模式。袁皮皮也正处在大四最后一个学期，一边写论文一边焦虑地等待因为疫情无限延期的申请结果，还要处理各种离校前的事务。妹妹还小，只要贪玩就会被母亲辱骂，但袁皮皮不懂为什么妹妹总是屡教不改，最后数次演变成母女大战。对于袁皮皮，母亲则一边责怪她没有尽到“长姐”的责任，只顾着自己优秀，一边把袁皮皮被录取的功劳全都揽到她自己身上，即便她从始至终没有参与过袁皮皮申请的任何一个环节，并且在袁皮皮收到保底offer的时候阴阳怪气她的能力。

终于，在又一次因为和妹妹冷战被母亲进行情感教育之后，袁皮皮实在等不及学校所在地的防疫政策放开，先买了回老家的票投奔外祖父母。

华北的春天，常常是沙尘暴和雾霾搅和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那天的高铁上，整个车厢里不超过三个人，为了保险起见，袁皮皮戴了两层口罩，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她第一次觉得呼吸如此顺畅自在。仿佛12岁的自己回到了21岁的身体，告诉她，快跑吧，别回头。

对于袁皮皮而言，每一次出逃都是扒一层皮。因为从小离开亲生父母，她患有严重的分离焦虑，但选择了出走之后，她又不得不一次次放弃熟悉的环境、朋友和爱人，甚至是她的文化背景，成为一个又一个陌生世界中的“他者”。

袁皮皮不再渴望得到来自家庭的认可、尊重，或是道歉，学会用孤独交换自由，即使代价再沉重，她也心甘情愿。

讽刺的是，在母亲看来，袁皮皮的行为无异于一场幼稚的复仇。母亲不承认，甚至否定曾对她造成了任何的伤害，她不理解女儿为什么竟然会不跟自己亲近，并且坚定地认为袁皮皮只是任性，最终一定会回到她身边。

直到今天，母亲还是会一再以戏谑的口吻对她说出：“这次回来就不回去了吧”或是“你怎么就喜欢那种地方，那儿有什么好的”“我老了以后一定要守着你”之类的话，并轻而易举地否定袁皮皮长达二十年的努力。

东亚家庭的矛盾在袁皮皮的原生家庭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母亲既不能容忍一个天真又依赖她的孩子，也无法接受一个独立而有思想的成年人。当袁皮皮的工作稳定下来之后，母亲因着对自己老年境况的隐忧便开始“关心”她，不断地臆想女儿在异国举目无亲、四下无友的场面，却从来没有给她寄过一次零食，也没有提出过一次要来探望她的想法；另一边，重男轻女的生父在袁皮皮大学时期有了梦寐以求的儿子，随即和她断了联系。

在生命之初，最应该接纳她的两个人，一个笑着关上了门，一个一直把她往门外推。现在她终于走出了那扇门，他们却说，回来吧，大家在一起多好呀。

“不完美的”完美女儿

每次袁皮皮和朋友们聊起为什么想留在英国，糟糕的原生家庭似乎是双方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暗号，高频率地出现在对话当中。

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袁皮皮去观摩了伦敦一年一度的“骄傲月”活动，那是以宣扬性别平等为主题，以性少数群体为主要参与者的游行庆典。除了散落在各个机构方阵中的华人，每年的游行队伍里都会有至少一个中国方阵，袁皮皮的朋友李瑞卡就在这个方阵当中。

李瑞卡目前在伦敦八大投行中的一家从事后台工作，两年前以一等学位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样留学生眼中的顶配人生，落在李瑞卡的父母眼里，却是不规矩、不孝顺、不值一提。

当李瑞卡骄傲地举着牌子，和女朋友走在人头攒动的异国街头，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欢呼呐喊时，她的父母可能正在预谋另一场相亲。

袁皮皮和李瑞卡是在英国的一场读书会认识的。当天读书会的主题是“东亚母女关系的爱与痛”，共读书目是韩国女作家金惠珍的小说《关于女儿》。这本书从一位韩国母亲的视角讲述了她与女儿及其同性恋伴侣相处的阵痛。被迫蜗居在一个屋檐下的母亲和女儿彼此相爱，却始终无法达成和解。

故事的底色是爱，可现实往往比故事更为残酷。

和刻板印象中非常有个性的女同形象不同，李瑞卡是个“正常”到没有特点的女生。和袁皮皮的情况类似，李瑞卡的父母也是非常强势的精英主义者。他们秉持着打压式教育的原则，从不赞美女儿，尽管在女儿不在场的时候会向他人炫耀自己的教育成果。

其实李瑞卡从初中开始就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与众不同。她曾经向父母坦白自己不喜欢男生，但父母觉得这是小孩子在胡说八道，长大就会好了，甚至怀疑她是为了早恋不被发现才找的借口。但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李瑞卡更坚定了自己的性取向，她同时也清楚“那样的父母”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自己”。

从小被当作乖乖女培养的她，一直安稳地走在父母规划的道路上，关于身份认同的秘密，几乎是她唯一的一次叛逆。她心知这颗地雷迟早会在父母面前爆炸，只能在倒计时结束前尽量做好防护准备。

作为独生子女，李瑞卡和父母的关系比起袁皮皮要紧密得多，因此她没有说走就走的自由和勇气，可是如果能在物理空间上尽量远离父母，实现经济独立，她就有了和家里谈判的资本。

除此之外，李瑞卡想要留在英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和爱人在一起。如果她成功拿到了工作签证，她的女朋友也可以申请配偶签来英国和她团聚。

毕竟在这里同性婚姻合法，生存环境也相对宽松。

所以在毕业之前，李瑞卡也是拼命地边读书边找工作。她每天只睡三五个小时，在图书馆坐到天亮，上学路上都在背case，刷题刷到高度近视，在经历了八个月的漫长求职期，投递了将近一百份简历之后，她拿到了现任雇主的offer。

曾经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术在网上流传，“东亚家长有一种魔力，跟他们倾诉烦恼会让烦恼加倍，跟他们分享快乐会让快乐消失”。

显然，父母对李瑞卡找到工作之后的激动心情大惑不解，显然他们认为这种每个毕业生都需要做的事，自己的女儿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做到，有什么值得鼓励的地方。更让李瑞卡始料未及的是，父母甚至没有想给她一个喘息的机会，就迫不及待地启动了加工“完美女儿”的下一道工序。

也正因如此，李瑞卡简单的叛逆演变成了密谋的出逃。

在得知她短期之内不会回国之后，父母就开始在亲友圈里物色欧洲地区的适婚男性。李瑞卡入职后不久，就接到了来自父母的任务，被迫接待他们远道而来英国旅行的朋友。她精心挑选了餐厅，却在进门的一瞬间心下一凉，随即了然，因为和那对陌生的叔叔阿姨一起出现的，还有他们在英国工作的儿子。

这显然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相亲局。

之后每上一道菜，李瑞卡的食欲就低一份，因为她感受到的来自男方的凝视和父母的背刺所带来的痛苦逐渐从皮肉深至骨髓。对方家长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除了背景和收入，甚至还有喜好和习惯，但她对面前的人却一无所知。

据李瑞卡所说，或许是因为刚入职工作压力太大，也或许是她对在父母不在的场合也要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感到由衷地厌烦，她突然决定开始“发癫”。

后来，袁皮皮从她发来的三十几条语音中了解到，李瑞卡在男方家长面前大谈借精生子和借腹生子的议题，然后慢慢欣赏对方挂不住的脸，大家最后不欢而散。之后，李瑞卡还和男生直接在微信上出了柜，说到这里时她开心地笑了。

也就这样水到渠成地，在父母打来电话问责的时候，她和家里出了柜。电话那一头瞬间炸开了锅，父母显然不能接受自己精心培养的“完美女儿”其实是一个“有病的怪物”。但如今他们鞭长莫及，只好不迭地抱怨不该让她出国留学，最终还是“西化”地“不健全”了。李瑞卡觉得可笑，他们至今还认为，是那些遥远的意识形态“教坏”了女儿，也不愿承认她生来如此。

李瑞卡的父母目前还未想到体面地“回收”并“治愈”女儿的办法，所以从去年开始，双方就陷入了拉锯式的冷战，但泥足深陷的其实只有父母那一方。李瑞卡虽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别扭的关系的拉扯，可她去年已经和爱人同居，终于拥有了眼前平稳安逸的生活，一个建立在十几年的努力和委屈之上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袁皮皮和李瑞卡的故事并不是特例，事实上，只要打开社交媒体，大数据就会把成千上万有着相似经历的“姐妹”推送到她们眼前：粉丝过万的英区情感博主，背后是羞辱她“下贱、不要脸”的母亲；挣了第一笔钱带父母去欧洲旅行的女生，正在处理父亲白天在车上偷拍白人小孩子、晚上在酒店和母亲吵闹引发邻居报警的问题；竞争掉无数的精英白男，成为银行家的女生，被父母抱怨不回家尽孝，但家里甚至没有她的房间；身材健壮皮肤黝黑的健身女教练，被父母嫌弃“像个男人一样，以后没人要你”……

离开的，留下的

2024年3月，26岁的“非漂”周燕玲因疟疾在刚果金不幸离世的消息登上热搜。

周燕玲出生于广西农村，她的家庭关系比家庭条件还要糟糕。家中姐弟三人，周燕玲是“长女”，父母对她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从小要求她为弟妹无条件“牺牲”。大学时期她因生活费难以满足温饱不得不外出兼职，却在被父母发现之后要她支付弟妹的日常开销。周燕玲极少和家里联系，甚至节假日也不回家。

“逃跑”这两个字，几乎贯穿了她短暂的26年人生的始终。

尽管原生家庭贫困暴虐，法语专业毕业的周燕玲还是有个法国留学梦。她努力工作、省吃俭用，但也是因着存款不足不得不先去非洲工作。那里的工作环境和生存条件可想而知，但无论遇到什么苦难，周燕玲都坚持了下来。

其实还差不到一年，她就能攒够留学的资金，那时她兴许还能和七月去看奥运会的袁皮皮在巴黎擦身而过。

命运给了她一个烂开头，却还是要一直亏待她。周燕玲没能等到巴黎奥运会开场，就在非洲不幸感染疟疾去世。最先得知噩耗的是作为她紧急联系人的朋友，公司和大使馆辗转多方才联系到她的父母。但对方在公司提出安排行程、支付开销之后，还是拒绝了前往非洲处理女儿遗体，只要求寄回女儿的全部贵重物品。

刚果金的蚊子在这个年轻健壮的姑娘身上开了个口，她的家人则借着这个伤口吸干了她的血，随后把她的骨灰遗弃在了世界另一端冰冷的河谷里。

周燕玲的手机屏保上，还写着密密麻麻的“要自由、要快乐”。

周燕玲去世后不久，19岁的中国籍女留学生李佳轩在新加坡的公寓楼里坠亡。她的父亲无法接受女儿的死讯，向媒体哭诉案件疑点重重、直指新方不作为。这位拿出所有积蓄送女儿留学却突闻噩耗的好爸爸，在媒体上赚得了无数同情。悲愤交加的陌生网友甚至都开始指责这位素未谋面的女生幼稚轻浮、交友不慎，辜负了爸爸的心血和期望。

可“好爸爸”的画皮没戴多久，这位父亲就被李佳轩的朋友们以聊天记录为证据，指控为酒品不好、常年家暴，甚至来新加坡看望女儿期间都在酒店对她大打出手。导致李佳轩长期抑郁，曾多次向她们表达“一想到回国和父亲相处就想去死”的想法。

李佳轩坠亡后，新闻评论区里不乏类似于“多忍几年，工作之后就好了，再也不回去”的留言。是的，只要再忍一忍，她们或许就会成为下一个袁皮皮，下一个李瑞卡，成为那个幸存的东亚女儿。

但很遗憾，周燕玲和李佳轩都没能等到这个机会，沦为了原生家庭“爱”的牺牲品。

“东亚家庭”被调侃为流量秘密的背后，是每一个侥幸逃跑和预谋出逃的女儿身上累累的伤痕和心中欲说还休的委屈。她们的亲人戴着“爱”的漂亮面具，张牙舞爪地追赶她们，以至于她们只要在荆棘丛中看见了一丝光亮，哪怕鲜血淋漓也要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就像周燕玲在日记里写的那样，对于每一个逃跑的东亚女儿来说，“‘回头’是在拿刀扎自己，是一条通往深渊的不归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202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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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溜秋